论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是中国刑法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惜乎法史学界探讨很少。本文主要从保辜制度的演进、概念及其类型、立法基础等方面对它进行论述 。

论财产权的基本人权属性

古典意义上的财产权是一项防御国家侵犯的消极权利,它通过宪法的保障而成为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我国最近的一次修宪呼应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确立了私人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并且规定了宪法财产权的基本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财产权成为一项基本人权具有其内在的逻辑。在新的历史时期,财产权的内涵不断地得到扩展,是一项内涵不断发展的人权。

秘密侦查正当程序之理论解说

秘密侦查的正当性,源于犯罪控制与个人自治利益的价值冲突与合理平衡,其平衡点的合理确定可以从哲学、伦理、法律的多重视角展开。应根据秘密侦查措施强制性程度的序位,依次确定大小不等的适案范围;在适用上,通常遵循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并区分司法令状与行政令状程序。

关于平等权及其宪法保护的思考

平等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平等权兴起于启蒙时代,于二战之后得到迅速发展。平等权的理论根源于人权的普遍性,其实质在于反对歧视,是国家权力正当化的基础。国家对公民进行区别对待需要有合理的理由,且采用一定的审查标准。平等权不仅是理论上的权利,也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应当制定保障公民平等权的宪法性法律———《反歧视法》,以保障公民宪法平等权的实现。

关于教育平等权的法律思考

从人权的应然与实然视角来探讨教育平等权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实属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领域,在我国当下的现实中侵犯教育平等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受教育权是基本的人权,教育平等是人权应有的内容。我们应确立应有的平等教育理念,对我国《宪法》相关条款作相应之修改,并配备健全的司法制度对之加以保障。

试论儒学性善论及其与宪政精神的疏离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人性理论,其中,天人合一、人性本善、性三品等三论共同支撑了儒家文化性善的人性理论大厦。儒家文化并未能孕育西方式的宪政,事实上,儒家文化在根本上与宪政精神相距甚远。具体而言,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天人合一论对人主体性地位意识的消解,使儒家文化缺少对人性尊严的超验性认知,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权意识的缺失。其二,人性本善论和对人主观自律能力的高度自信使儒家文化对权力的腐败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更未能提供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方案。

我国宪法司法化的主要障碍及未来进路分析

宪法司法化无疑是我国宪政之旅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若我们不能一一道出其中的障碍,那么制度的设计就必然不会顺心顺意。法学研究向来都是世俗的,在于为社会中出现的难题提供可操作性的答案,若这种研究蜕化为一种纯美学的自娱自乐,则这种流变是值得学界警醒的。

论我国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以美国为参照的分析

美国为互联网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同时又是隐私权保护之发源地。因此,以其为参照来探讨当下中国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借鉴美国的网络隐私权保护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行业自律、正式法律及法院的判决所形成的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

论政府信息公开的真实性原则--两起“华南虎事件”的宪法法理思考

陕西华南虎照之争的实质是对政府信息真实性的质疑。依据知情权的原理和我国相关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政府在信息公开时应当遵循真实性原则。政府公开的信息既可能是政府自己制作的信息,亦可能是政府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取的信息。对于这二类信息,政府信息真实性原则具有不同的要求。政府在信息公开时负信息真实性审查责任,政府应当积极履行信息真实性审查义务,并建立中立和公正的审查机制。宪法上的知情权是检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本准则。

试论现代诉讼程序的价值

现代诉讼程序有多方面的价值追求,而价值追求是通过一系列理性设计的功能机制来实现的。这些功能机制主要有:诉讼独立、诉讼中立、诉讼公开、诉讼仪式、尊重与直接话语交涉。由于上述诉讼机制的存在,现代诉讼程序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能够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因此其价值也体现为多个方面,主要包括对实体法的效用价值、息纷止争价值、法治价值、独立价值。这些价值在现代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实现法治文明、追求社会全面进步中具有不可缺少的积极意义。

论政府信息真实性争议及其解决机制的完善——“华南虎照风波”引发的行政法学思考

我国现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确立了信息公开真实原则,政府违背此原则将导致信息真实性争议。政府信息真实性争议属于行政争议,由客观争议和主观争议构成。我国现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对此类争议确立了举报、投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解决机制,但未遵循司法终局审查原则将两类争议全面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应当依据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理论分类和制度实践,建立类型化的行政诉讼机制,解决关于政府信息真实性的争议,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我国劳动权的宪法保护及其完善

劳动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对劳动权的保障是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大事。劳动权入宪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体现了劳动权具有的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双重属性。宪法劳动权的完善,必须以劳动权的这两层属性为基点,参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完善其内容,激活劳动者的宪法权利,这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对国际人权保护的若干思考

数量繁多的国际人权保护机构、国际性法律文件及全球性与区域性的人权保护相互交汇,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图景,即人权观念的普遍性及其保护的国际性正在得到极大的发展。然而,人权产生的历史背景、人与人的国别归属以及国与国之间发展的差异等内在性决定了人权及其保护的国内性。如果过于强调人权的国际性,而低调地论及人权的国内性,就极易抹杀人权应有的本质。

关于法律解释“法律整体论”与“超越论”的思辨——兼析中国法官法律适用中的角色定位

法律解释究竟为重构性的"整体论",还是实用性的"超越论"?其实,无论是整体论还是超越论都是对法律的重构,都是实质上的超越。所不同的是,整体论是附有理想主义的超越,而超越论则是实用主义角度的超越。现代的中国法律适用中,法官角色的定位,既不是整体论,也不是超越论。相反,从法治的初级阶段及文化本土性出发,应是"纯规则之效忠论"。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政治文明探析

从社会与国家关系角度来看,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在于构建互动平衡的社会与国家关系。以此为视角,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行历史检讨的结果表明:对我国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急需构建一个相互控制和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人权体系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国家体系的不可分割性,从人权保障原则出发的改革将是整个国家体系的创新。以此为基点,一个相互控制和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必将产生,也势必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港澳政府咨询委员会制度与良善公共治理——兼论一种作为大国治理的民主机制

建立于回归之前的港澳政府咨询委员会制度被明定于《基本法》之中,现今已是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一项法定制度,亦是良善公共治理的重要部分。港澳政府咨询委员会对于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中协调各界利益和观念冲突起到重要的作用,是一种社会整合机制。当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的中国,亦存在着多元利益的冲突,港澳政府咨询委员会制度可以成为重要借鉴。建立内地政府咨询委员会制度,使之成为一种大国治理的民主机制,可以促进良善的公共治理。

秘密侦查程序的正当性设计

秘密侦查的正当性,源于犯罪控制与个人自治利益的价值冲突与合理平衡。但是,任何合理的价值平衡都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层次,它必须而且也只能通过一系列的原则、程序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来具体展示。我们应根据秘密侦查措施强制性程度的序位,依次确定大小不等的适案范围;在适用上,通常遵循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并区分司法令状与行政令状程序。

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

传统户籍制度将每个人固化在可以世袭的利益坐标上,否定了机会平等,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机会平等意味着公民在一些基本生活领域享有同等的自由,而迁徙自由则是实现这些自由的前提条件。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社会进步决定了自由和机会平等的必要性。我们应该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构建新户籍制度的价值目标,寻求应对现实对策。

论我国地方政府规章制定中听证制度的建设

听证制度就是连结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的程序化和民主化的关键环节。我国地方政府规章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还不够完善,无法体现民主的价值和公众参与的功能,应当将听证制度作为其一项基本制度确定下来,并且建构、完善听证的各项具体制度,使之体现民主的价值和要求。

论被继承人在继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我国现行的法学理论普遍认为,被继承人不是继承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这种流行的看法混淆了狭义上的继承行为和继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不符合继承立法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也不符合各国继承法律的具体内容。被继承人不仅是继承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而且还是其中最重要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