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生命·实践”教育学——具有中国特质的一种教育学特有的思维与理论化方式

这篇文章提供了一种对“生命·实践”教育学的解读。这一解读方式意在把“生命·实践”教育学置于中国教育学传统和21世纪初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来理解。作为一篇理论性文章,本文聚焦于对叶澜《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一书的解读,同时参照其相关著作。本文的理论基础源于欧陆教育学(Continental P dagogik)和英美教育理论(Anglo-American educational theory)。“生命·实践”教育学呈现出一种教育学特有的教育性思维与理论化方式,这种方式正好显现于欧陆教育学的传统之中。这种方式就是强调教育要促进个体的“自我形成”(Self-formation〈英语〉,Bildung〈德语〉),教育应是有目的的活动与行动(Erziehung),具有实践的尊严性。“生命·实践”教育学还是独有的中国式建构,根植于中国现实,受到中国教育传统的持续滋养,并具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论。教育学如何在21世纪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教育学如何在中国当下环境中重新焕发生命力?“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建构就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案例式解答。在教育话语日趋“学习化”的环境下,在各种教育时髦风尚快速盛行的环境下,本文呼唤教育本质的回归。

泰勒原理和凯洛夫教学论的比较——兼论课程论和教学论之间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凯洛夫为代表的传统教学论一直是中国主流教学理论与实践发展建构的基本理论框架。近年来,西方各种课程理论越来越为中国学者所理解与接受。其中,泰勒的课程理论被公认为是西方课程探究的主要范式,被誉为"西方现代课程理论的基石"。这两种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涉及的意识形态来源各异,肩负的教育使命亦迥异,因而对"课程"、"教学"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论诠释。对这两种理论进行比较,藉此对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梳理、整合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