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

董其昌的人生轨迹,由“娴熟政治”转向“精于艺术”的关键,在于万历己亥京察时突然离开京职而转任地方官。对于此次离京原由,文献大多隐晦含混,学者们异说歧出,大致有隐逸、立储数种。从董其昌十年翰林生涯的积极态度来看,可以说明其离京实属被迫,与隐逸追求的关联不大。透过好友区大相的送别诗,立储之说亦非真相。重检己亥京察的政治程序,沈一贯所上的密疏,以及他所推动的令翰林等四衙门官僚外迁任职,才是董其昌离京的关键所在。对董其昌个人而言,离京导致他此后二十年间再难回到北京任职。但“四衙外迁”是由来已久的政治文化,沈一贯的政治行动,是基于整体的朝局考量。这已足以证明,短时段的个人政治浮沉,与中时段的政治文化冲突之间,确乎存在着历史认知落差。

“乱世将军”:明前期宗族世系中虚构祖先的现实需求与社会文化

明初以降,各地普遍建立起了宗族组织,祖先形象的世系认同,在组织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明初世系认同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不少士绅家庭将虚构出来的“乱世将军”作为祖先世系,从徽州到江南、华南都有不少类似形象,但这一现象甚少得到关注和阐释。这种现象,并非明初突然出现的,而是由此前已有的宗族与地方故事中递传而来,因此才会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类型,有的“乱世将军”从姓名到故事,是完全虚构;有的则是附会符合史实的姓名,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乱世将军”的形象,既包含了宗族在祭祀、身份庇护、共同体认同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也反映出明前期社会文化中对武将身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