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的人文危机与“新人文”建设

主持人语:有专家预言,在2030年左右,机器智能将与人类智能相当,“奇点”即将到来。如此便意味着,人类即将迈入事实上的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机器作为将思维、感知和行动一体内嵌与循环的模型,不仅拥有“类人的大脑”,能够“独立思考”,甚至进一步“发育”拥有了“类人智慧”乃至“超人智慧”,构成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面对自有人类以来世界未曾有之的数智时代大变局,人类及其文明将向何处去?进而言之,“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世界将何去何从?

论和平函数与和平系数——关于和平程度的计算法

任何交往体的和平程度都是可计算的。影响交往体和平程度的两个基本参数是规则与执行,即如果交往事件被合理规则(x)限定得越多,或规则执行程度(y)越高,交往体的和平程度就越高,其函数为P=f(x,y)=xy,xy的值就是和平系数,亦即和平值。在运用和平函数时,虽然会因调查、统计的误差而产生初始数据与计算结果的误差,但它适用于一切交往体与交往事件;能反映交往体秩序受哪些条件制约;能为定量计算与预测交往体秩序提供基本公式;能反映交往体的有效组织程度与和平程度;能强化论证法治建设的重要性;还能描述社会转型期与国际政治的和平程度。

现代赛马:知识、创新与科研考核

知识产品不占据时间和空间,由此产生的它与物质产品的六个区别决定了有效知识的充要条件是它能提供不同于先前知识且有意义的新信息。这意味着,知识生产总是以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为最低标准,后人生产出来的知识只有超越了前人才是有效知识,才是创新。以此为理论基础可知,在应用层面,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证学术精英一定能出现。因此,对于科研管理,虽不能否定但也不能完全使用量化考核,而当以量化考核为常规制度,并建立一些非常规制度。

断裂与传承: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统问题——以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为例

中国几千年的统绪在近代被打断或扰乱了。伴随着政统的裂变,学统也发生了裂变,道统也就无法不裂变。以"中国哲学"界具有师生关系的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三代学者为个例,分析"五四"以来学者面对这个巨大断裂,在不依托旧制度的情势下如何努力重建、赓续学统,赓续斯文,赓续历史。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学术建构方法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问题,即无法摆脱对西学的依傍而自立,使它既无法在其产生与处身的现代建立学统,也无法有效赓续古代历史。学者之努力与斯文之断裂,也就相互交织,并陷入困境。

劣向选择成本——论竞争原理及其解释力

对于竞争这种习以为常的现象,尚未发现超越具体竞争理论、从基础理论层面予以解释的研究成果。竞争中存在一种迄今无法归类的成本——劣向选择成本,可简称为"劣向成本",此成本即竞争成本,它决定竞争之胜败。当行为者面对诸多选项时,最优选项的价值与实际选项价值的差,就是劣向成本。也就是说,当行为者面对选项A与B,且B优于A,并且B与A的价值差为P时,若行为者选择A而放弃B,则他不是获得了A,而是损失了P。P就是劣向成本,即竞争成本。劣向成本越低的选择,越能在竞争中胜出。劣向成本既不能归为其他成本类型,也不能独立于其他成本,它发生于其他某类成本的比较/竞争中。劣向成本是竞争的充分必要条件,它可以解释一切领域的竞争,并能使过去被视作"自然的事实"的竞争现象成为"可理解的事实"或"可解释的事实"。

问题、方法与文献——《论六家要旨》的启示

《论六家要旨》蕴含了"问题与方法"的文献观,这种文献观具有基础性。运用之,不但可以帮助人们辨析文献征引的有效性,还有助于读者改进文献或读者自己的问题或方法,从而推进知识的积累与创新,并使文献史成为问题史、方法史、问题解决史,也就是生存结构史。

反对霸权主义如何可能

霸权主义的发生条件是国际无政府。只要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霸权就是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工具,从而导致霸权主义不可能消除。但是,霸权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遏制。导致国际无政府的状况有两个原因,即缺乏国际规则和缺乏执行力量,国际无政府的程度与霸权争夺程度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因而,遏制霸权的充要条件,是增加国际体系的组织性。这意味着,通过完善国际规则和加强执行力量这两个路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霸权主义。

自我观与自他观——“中国哲学”言说方式之反思

"A是B"这种语言结构呈现出来的是宾词B,据此,本文指出"中国哲学"的"中A是西B"这种言说方式潜藏着严峻问题,它是自他观我(以西解中)。如果没有自我观我(自我解释)作为基础,自他观我不但不能理解古典义理学,不能维护本有文化自性,而且不能帮助引进西方文化。回顾佛学东渐初期与其在中国确立后所采取的言说方式,本文认为,对本有文化与外来文化都应该首先分别进行自我解释,然后才可以用一者解释另一者。

论意愿论及其普遍有效性——关于道德判断根据的考察之四

意愿论将应事者的意愿作为道德判断的最终根据,其经典表述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要尊重应事者的意愿,即不强迫应事者,就能保证应事者的利益与交往整体的利益都不减少,则施事行为就不是不道德的,因此,意愿论有助于增进人类福利。由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分别作为一阶规则、二阶规则与三阶规则来使用,分别处理交往中的单个事件、一类事件与规则,这使意愿论具有普遍有效性。意愿论兼具动机论、效果论与规则论之优点,且能规避三者之不足。

论德性与权力的断然分离

本文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命题所面对的理论困境切入,认为内圣成就德性而德化常人,并不依靠权力,但政治统治的根基却是暴力性的权力。德化与统治的不同,来自于德性与权力的断然分离。断然分离是指在德性与权力之间完全找不到必然的联系。正因二者断然分离,才产生德性与权力结合的必要,也才产生为政以德的诉求。

中华文明的断裂与赓续——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

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由之衍生出人类文明的各种具体形式。近代以来,中华文明所遭遇的挑战的本质,是以现代科学为代表的西方先进知识生产方式对中华文明落后知识生产方式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中华文明不得不广泛而深刻地放弃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技术、社会治理方式、公共交往方式、伦理特征、风俗礼仪等,从而使这些方面呈现出断裂特征。当然,这种断裂总体是进步的。要使中华文明有效赓续甚至超越西方,最重要的是,它必须以汉语为载体,在知识生产上为人类作出贡献。

论儒家必为大一统的思想基础

儒家全面秉承了周文,在思想与规则上对社会生活都有全面的设计与安排,有助于安顿百姓的日常生活。儒家最终因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被独尊,承担着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的思想共源的基础作用,并据之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公共交往平台,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论大国交战函数——基于“历史材料+科学方法”的研究范式

春秋时期晋楚争霸,双方极少正面交战;而美苏争霸,双方亦未正面交战。由此可归纳出:大国争霸有尽可能避免正面交战之倾向,因为这可以避免削弱双方实力而让其他方得利。据此倾向,可以建立大国交战函数:P=(1-F)(1-G)。意为:两极实力的悬殊程度(1-F)与两极直接交战的可能性(P)成正相关关系;同时,多边与两极的实力悬殊程度(1-G)与两极直接交战的可能性(P)也成正相关关系。此函数能有效描述大国博弈的制衡格局、吞并格局、更替格局和混战格局。大国交战函数具有比较优势。

论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

春秋时期,在诸侯争霸的大背景下,时有小国受大国指使,服从于大国之目的而与其他国家进行战争,这种战争乃是代理战争。《左传》一共记载了12次代理战争,据之可以归纳出代理战争的八个特征。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与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代理战争的实质相同,都是大国争夺体系霸权的一种具体手段。

法治反腐、理性反腐、科学反腐——关于反腐败的若干思考

对于权力腐败这一痼疾,必须走法治反腐、理性反腐和科学反腐的道路,必须避免人治反腐、情绪反腐和盲目反腐。在此理念下,以科学的手段反腐,设计、改革和完善反腐制度体系,如建立财产公示、大额消费刷卡、信息公开、司法独立等制度。但是腐败不是孤立现象,反腐败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工程,若仅仅就腐败而反腐败,虽有一定成效,但事倍功半。所以,还需要做好科学划定权力界限,坚持权力最小介入原则,权力制约要形成法治的封闭式制约,从而提高权力运行效率。

正德利用厚生:从政治合法性到儒学公共性

政治合法性是迄今为止的政治建构反复遭遇的问题,其绝对基础乃是正德利用厚生。正德利用厚生作为统治者对人民的政治承诺,同时也是被人民接受的承诺,乃是政治建构的终极合法性基础。这个基础构成官方与民间、造反者与统治者的对话平台,形成人民进行造反或革命的终极理论根据,并成为区分革命与造反的终极标准。因为儒学在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理论化的历史过程中记录、阐发和弘扬了正德利用厚生,所以它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共源和公共交往平台,并成为古今之间的沟通平台。

反腐新思维:以利益背反打破攻守同盟

现有法律同时惩罚行贿者和受贿者,为"同时惩罚方案",往往导致双方的利益攻守同盟,不利于高效反腐。"利益背反方案"提出了反腐新思维,能够打破腐败中的攻守同盟。此方案将行贿受贿分为受贿阶段与完成阶段。在受贿阶段,只要受贿者主动坦白,则他不但无过,反而有功,而对行贿者则予以惩罚;在完成阶段则相反。若此,在任一阶段都有且只有一方获利并且有且只有一方受损,于是形成双方利益与风险的多重背反;同时,任何一方自身的利益与风险也是背反的,即利益越大风险反而越小,利益越小风险反而越大。于是,双方成为利益敌人,从而打破攻守同盟。此外,利益背反还具有中立性、操作性很强、反腐败成本很低、适用范围很广等优点。

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

"中国(现代)哲学"自五四之际创建以来,虽力图重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但由于它采取了以西方哲学解释古典义理学的方法,使之在逻辑上不可能并在事实上也一直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思想源而参与生活建构。古典义理学是传统生活的思想源,哲学是现代生活的思想源。但是,无论民间生活还是国家政治生活都不以"中国哲学"为思想源,因为人们并不能从中获得生活意义,而"中国哲学"因此陷入意义困境。

论事实与价值的数学关系及其实践意义

事实与价值之间不适合分类法,二者相互独立,但不是对立。实际上,事实与价值都是人类在生存活动中根据需要而建构起来的关于世界的认识或评价,都服从于生存目的,二者乃是作为独立变量,统一于效用。在数学上看,效用、事实与价值之间具有函数关系,事实(f)与价值(v)的乘积就是效用(u),即:u=f v。此函数可命名为事实与价值函数。在实践中,此函数在管理、教育上有重要价值。引入数学方法,可以推进伦理学的科学化。

为谁而战:对内治理与对外竞争的关系——基于“历史材料+科学方法”的研究范式

一个国家能否做到对内有效治理,建立并执行合理的利益分配规则,让国民具有可实现的合理的收益预期,直接影响其对外竞争力的强弱。换言之,对内治理合法性与对外竞争力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一般化而具有普遍性,即:任意共同体内部关系的合理程度与该共同体的对外竞争力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命题的实践意义在于,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若要提高对外竞争力,首要任务是改善内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