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分层与农民工留城意愿：来自珠三角的证据

文章利用中山大学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发现:居住分层中住房产权拥有程度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显著正相关。个人租房比单位租房农民工的留城意愿高8.16个百分点,而自购住房比单位租房农民工的留城意愿高29.87个百分点。因此,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应在尊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基础上,重点通过完善阶梯式多层次居住模式和建立多元保障性住房供给系统等方式来实现其永久定居。

海外华侨华人经济与“一带一路”战略的互动机制

海外华侨华人经济与中国经济休戚相关。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面临转型升级,海外华商经济也面临着转型问题。通过产业对接、资本对接、市场对接和技术对接等方式,促进海外华商经济和中国经济"双向转型",既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有效的实施路径。因此,应该多方位开展与海外华商的战略性产业合作、多渠道引进和利用海外华人的战略性资源、打造与海外华人经济合作的战略性平台、打通与海外华人经济合作的战略性通道,带动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和"一带一路"战略互动建设,共同发展。

广东产业升级的创新驱动路径研究

全球经济正迈入第五长波向第六长波过渡的低谷期,该周期转换过程中创新方式呈现出平台化、短周期、波浪分工等特征,生产组织方式、产品运营模式、产业链价值分工等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广东在原有的人口、通道、政策和制造四大优势逐步削弱下的产业升级造成巨大影响。在新的创新模式下,工程师、平台、营商环境和硬件创新将是广东产业在全球中的新的比较优势。

双重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再迁移的影响:留城锁定还是流出推动?

农民参保模式和职工参保模式并存,客观上导致外出农民工会在务工地和流出地双重参加社会保险情况的发生。城镇医疗和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具有留城锁定效应,参加新农村养老与医疗保险则会显著推动农民工返乡,产生流出推动效应;而双重社会保险会弱化城镇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留城的锁定效应,同时也会弱化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返乡和继续流动产生的负效应,但对农民工返乡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参加新农保和新农合可以显著推动农民工返乡,同时参加城镇医疗和城镇养老保险可以放大社会保险的锁定效应。

海洋经济运行监测统计指标体系研究

海洋经济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的综合性产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运行监测和精确统计非常困难。目前我国的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中存在着诸如对海洋经济核算范围的界定存在分歧、海洋经济增加值核算中剥离系数的确定难度较大、地区海洋经济运行监测指标的横向可比性相对较差、海洋产业存在交叉和重复统计等方面问题。对此,应该从反映海洋经济综合水平和整体实力的价值量指标、反映海洋经济不同侧面的实物量指标、与本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有一定联系的国民经济其他相关指标等三个方面对海洋经济运行监测统计指标体系加以改进。

农村新成长劳动力:构成、特性与政策含义

我国劳动就业市场已经进入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其中持续而稳定的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农村新成长劳动力是农村新增劳动力的生力军和主力军,且呈总体下降趋势。为了推动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和稳定就业,需要根据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特性进行相关制度设计。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关系及其政策含义

产业结构是解释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而产业结构的演变则受到多种因素的作用,其中,劳动力要素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就业结构是衡量和影响产业结构演变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和今后将面临产业结构较大的调整,必须在认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互作用机理,以及相互作用条件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等措施以实现产业优化和增加就业的两重目标。

构建新时期广东开放新优势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下午好。我今天给大家汇报题目是我们集体的成果。上午听了几位老师演讲很受启发。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快，不仅仅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它必须配合当时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再调整的趋势，两者配合到一起，才爆发我们中国经济崛起的奇迹。进行改革开放也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但没有像我们中国一样成就，所以因势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把工业文明回溯300年：

转变劳动力要素基础: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一、劳动力能否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断优化，是决定发展方式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方面 经济发展总是由土地、劳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基础性生产力要素作为支撑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就是转变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构成。任何经济体的发展总是一个阶段性优化的过程，其重要表征之一就是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因此，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其构成能否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断优化，

劳动力外出是否弱化了村级自筹公共投资

农民自筹资金或通过"集体劳动"的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中一直充当重要角色,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持续外出给这一模式带来了一定冲击。基于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在引入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本文检验了劳动力外出对村级自筹公共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外出对村级自筹公共投资产生显著负效应,采用面板估计、公共投资项目数和分类公共投资规模进行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强化财政支持力度和鼓励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将是未来政策创新的重要方向。

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

农民工举家外出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年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越接近举家外出,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消费支出越大,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要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管理层融资收购的理论支持与管理者激励效用分析

管理层融资收购是企业管理层为控制企业进行的“杠杆收购”,其主要作用在于提升管理者人力资本价值,降低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解决企业内部激励机制问题。它可能成为有效处理我国国有、集体企业面临的内部激励不足和所有者缺位问题的一个有效路径。本文主要在对管理层融资收购(MBO)理论上的逻辑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探讨了它对管理层内部激励的效用发挥机制。

快速变化环境下的竞争优势建构机制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的视角

互联网的发展大大加快了环境变化的速度。如何在互联网所带来的快速变化环境中,尽可能地维持竞争优势?这成为了当前大多数中国企业无法回避的难题。复合基础观从资源整合的角度提出了基于静态资源的动态竞争优势建构的思路,但缺乏具体的实现路径;动态能力理论虽然从产品架构和操作常规的角度分别为资源的创新与整合提供了框架和操作机制,但是却没有整合这些零散的发现,为快速变化环境下的竞争优势构建提供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为弥补这一不足,文章通过腾讯和小米的案例研究,结合产品架构和操作常规两种视角,对企业通过动态能力构建快速变化环境下的竞争优势展开讨论。研究显示,企业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资源、产品架构和操作常规的动态匹配形成特定的动态能力,进而构建动态的竞争优势。这些结论既为环境快速变化情境下的战略管理提供了理论框架,也从情景化的角度,拓展了资源和动态能力的概念分类及维度。

广东农民工住房变动趋势分析——基于Oaxaca-Blinder与Fairlie方法的分解

本文利用2013-2017年广东省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在住房产权形式、住房支出、住房支出相对负担的变动趋势,并通过Oaxaca-Blinder与Fairlie均值分解模型,探讨广东农民工发生住房变动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发现:广东省农民工住房自有化水平有所提升,但社会租房仍是主要居住形式;住房支出成本逐渐攀升,而住房相对负担(住房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有所下降。广东农民工住房变动差异分解结果显示,可观测变量特征是造成2013年-2017年广东省农民工住房自有率、住房支出变动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解结果则表明,在可解释的禀赋差异中,家庭经济收入和人力资本等是广东农民工住房自有率提升、住房支出持续增加的主要决定因素与关键变量,同时农民工住房变动趋势变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户籍等制度改革及住房调控政策影响,与全国相比,不可观测的制度差异对广东农民工住房趋势变动的贡献度趋于平稳。

探析信息和通讯技术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信息和通讯技术对欧美国家、亚洲四小龙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尽管存在差异,但信息和通讯技术对它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影响是明显的。我国应借鉴目前国际上流行的经济增长的测算框架,把对经济增长的各贡献要素尽量细分化,从而可以深入剖析信息和通讯技术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农民工在职培训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佛山市雇主-雇员匹配调查数据

基于佛山市南海区的雇主-雇员匹配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民工在职培训对企业绩效和员工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职培训对企业绩效提升有显著影响,企业培训次数和企业培训支出对企业总产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02和0.3585,而企业培训次数对主营业务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3496,但在职培训次数对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职培训可以显著提升员工工资水平,显著降低员工工作流动性,接受过在职培训的农民工比未接受在职培训农民工工资高约6.96%,其流动意愿低约4.1%。

把创新摆在新常态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家庭化流动、融入意愿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来自CHIP2013的证据

农民工举家外出并意图融入城市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和融入意愿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呢?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化流动和融入意愿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和融入意愿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两者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以及生活消费和住房等其他消费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即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需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基于CHIP 2013数据的微观实证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区分农民工流动类型为家庭化流动和非家庭化流动,以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家庭城市消费的影响,并检验持久收入假说。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可显著提升农民工家庭城市消费水平,但降低其消费弹性,对低消费家庭影响尤其明显;同时,持久收入假说成立。因此,切实解决农民工家庭化持久性迁移问题,并通过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产品提供破除其预算约束是扩大内需的应有之义。

迁移与输出地经济发展关系研究进展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迁移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受到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领域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在理论上,两组完全相反的理论观点:迁移悲观主义和迁移乐观主义长期并存而又难以达成共识。而Stark(1991)等提出的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则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大量研究开始聚焦于从家庭微观层面检验迁移对农户农业生产、家庭收入、家庭投资消费等活动的影响效应。不过,实证检验得到的结论也不尽一致,而考虑信贷与商业机会差异、外出异质性、外出与农户经济活动的动态关联等是未来进一步探讨农民工外出与输出地经济发展关系的拓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