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传播作为一门实践的学问及其意涵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国际新闻传播作为一门不同于且优先于理论的实践学问,都涉及到如何行动才有效且高效和应该如何行动的意义探求等实践理性的追问。对于国际新闻传播作为一门实践学问的内涵,可以从实践使命、实践形态和实践情境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国际新闻和国际传播工作的真正区分,是两者分属于认识论和本体论解释框架里各有侧重的实践。

作为公共外交平台的广交会及其国际传播潜力

全球和跨国企业因其市场资源和品牌影响力,在公共外交领域具有独特优势。具有商品交易和文化交往双重功能的广交会是我们观察企业公共外交的重要窗口。广交会在创立之初就不是单一功能的国际贸易平台,同时也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外交平台。在部分欧美西方国家大搞新冷战和贸易战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广交会的创设初衷和历史来路,进一步强化和光大广交会的文化交往功能。广交会作为文化交往平台的功能出现了三个新变化,即主体不同、资源不同和交往功能凸显。在继续做强商品贸易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完善和活化广交会作为文化交往平台的功能和使命,这可能是广交会构建竞争优势的重要创新方向,也是我国企业参与公共外交实践的重要平台。

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青年学生的核电知识水平及对核电态度的影响

本文首先回顾了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据此框架总结核电知识与核电态度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问卷调查法和焦点小组访谈法,探讨青年大学生的核电知识水平及其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本文认为,大学生的核电知识水平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客观知识反映了大学生关于核电实际的知识储备,主观知识则是大学生对自身对于核电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估。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关于核电的客观知识水平和主观知识水平均偏低,且二者的匹配度不高;获取核电知识主动性越高的大学生,其主观知识水平越高;提高大学生关于核电的客观知识水平和主观知识水平均有助于提升他们对于人类使用核电、我国发展核电和家乡建设核电站三个层面的核电接受度;大学生关于核电的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水平与他们对于人类使用核电、我国发展核电和家乡建设核电站三个层面的核电接受度均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且客观知识水平与对于我国发展核电的接受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强于主观知识水平。

媒体对企业声誉的议程设置效果:企业社会责任报道的研究

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理论自四十年前创立至今,大多数研究都专注于政治传播领域的问题。该理论是否能如同在政治传播领域一样,在商业企业传播中得到体现?为回答此问题,本文基于对国内新闻媒体及其企业报道的分析,辅之以对在华跨国企业声誉的测量及分析,首先分析了第一层级的议程设置效果,并发现媒体对企业的报道数量与公众对该企业的认知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次,本文分析了第二层级的议程设置效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媒体显著度与公众对跨国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认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发现媒体上的企业正面报道影响公众对该企业的正面感知不明显,但媒体上的企业负面报道能较为显著地影响公众对该企业的负面感知。

重思邻避困境的风险沟通与治理问题:基于核电的讨论

如何赢得民意和社会许可已经是目前国内核电风险设施选址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而要破解该难题,我们既需要在微观层面针对潜在风险承担者的利益补偿,针对风险感知差异之重点群体开展理性沟通和共识协商,同时也更需要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化措施来缓解社会不信任,将我国在环评和社会稳评等风险沟通领域的相关制度安排落实为具体实践,并突破结构性障碍,在风险协商治理方面创新政治过程和制度,以制度的确定性来适应,甚至控制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

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广州大学城的调研

此项研究探讨了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互动作用对核能接受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程度的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低风险-高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高,其次是高风险-高收益感知和低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而高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低。对于影响风险-收益感知的因素,公众参与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对专家和政府的信任。信任和公众参与是通过风险-收益感知的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公众的核电接受度。

全球市场里的品牌国别与消费政治:美国品牌在华的案例研究

本项研究关注的是中国消费者行为中的反美情绪。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将会消极地影响到美国品牌。我们将本文的分析放置在"消费民族主义"的概念下,并尝试在北京的大学生中召开焦点团体座谈会,通过他们的视角来研究此问题。研究发现,在中国青年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负面评价和中国青年消费者的品牌认知与选择之间存在着微弱关联。不过,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中国青年消费者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负面情绪,会波及到他们对美国品牌的接纳。而且,当中美发生冲突时,一些美国品牌将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反美情绪的影响。

公共传播案例教学的理念、方法与知识更新

鉴于新媒体技术革命对于公共传播实践带来的挑战,我们提出与公共传播教学相适应的案例教学理念、方法和知识更新策略。公共传播案例教学以促进公共理性为教学理念,以培育理性表达和研究决策能力为使命,具体则从两个层面来进行:其一,以案例讨论、情境模拟、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方案设计等为内容的课上案例教学;其二,以走入案例现场的实地调研,基于实证材料的案例编撰、修订和分析为内容的课下案例教学。此外,为适应互联网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公共传播学科知识变革的动态、复杂和不确定性,本文提出以案例研究为知识更新的策略,创新和丰富公共传播教学中的知识生产过程和知识体系。

理解媒介现实的两种范式

新闻究竟还能不能客观再现社会现实的事实真相?这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媒介现实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针对目前国内新闻传播理论对于媒介现实的各种看法,本文试图整理出一个有助于理解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关系的相对清晰的理论图谱。本文将首先尝试勾勒出理解媒介现实的两种范式,即实在论和建构论,并描绘出各自的理论基础、特点和边界,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社会建构理论对于理解媒介现实和新闻生产过程的意义。

新媒体环境里新闻专业主义的重建:企业的能动性与可能性

本文尝试讨论在新媒体环境里企业对媒体专业化的影响及其可能有的积极贡献。对于有关新闻媒体与企业关系的讨论常围绕着企业作为媒体公共性之侵蚀者而展开,而忽略了企业有可能成为解决当前媒体与企业关系问题的方案构成者的情况。本文则提出在企业自媒体爆发增长的情况下,重建编营分离制度和新闻专业主义文化,也是企业不能回避的社会责任。企业自媒体虽然无法取代或代行专业新闻媒体的社会角色,但同样需要秉承公共服务的精神,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专业规范和方法。这不仅有利于构建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符合企业界的长远利益,同时也是企业自媒体获得社会能见度、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的路径,是其进入公共领域绕不开的合法性门槛。

互联网媒体平台企业履责实践与社会期望差距研究

以传媒公共性和组织公共性的理论作为理解互联网媒体平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区分媒体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的两种类型,即传媒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分析互联网媒体平台社会责任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案例研究为研究策略,并以内容分析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腾讯、百度和字节跳动三家互联网媒体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履责实践、社会期待,以及两者差距的比较分析,发现互联网媒体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责实践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媒体平台企业普遍淡化媒体平台作为传媒的社会责任(内容责任),而凸显环境、员工和公益等媒体平台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二是媒体平台企业的履责实践与社会期待的错位现象显著。由此提出,媒体平台企业对内容责任的淡化和错位履责的策略,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及其非意图社会后果,是政府监管部门在媒体平台责任治理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CSR实践如何影响企业品牌及声誉?——近十年来相关研究的评估与展望

2006—2008年期间我国先后颁布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相关的政策或法规,此后十多年来企业社会责任(CSR)日益成为备受国内业界和学界关注的问题。CSR实践往往与企业声誉及品牌管理关系紧密,因而围绕着CSR与企业品牌及声誉的关系,来自不同学科的学人在过去十年间生产了大量的研究论文。然而,由于不同学科学人所用理论概念及其所关注问题的差异,该领域里的知识生产呈现出碎片化和缺乏关联互动的特征。通过考察国内学者以CSR与企业声誉及企业品牌之间关系为主题的主要中英文论文,探索性地呈现了相关研究的基本状况和知识差距,并提出了拓展对传播的理解(交往论)、深度媒介化如何影响CSR过程,以及结合使用数据挖掘及质化研究方法等路径,以期从传播学的理论和概念出发,来弥合相关的知识差距。

风险治理中的常民知识生产、传播及影响——基于我国内陆核电争议中反核群体的研究

被视为外行的普通民众,如何有序有效地参与具有知识垄断特征的公共讨论和决策,这一话题的实证研究至今仍颇为缺乏。福岛事故后,我国内陆核电争议中反核群体呈现出来的常民知识,是一种以实践理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具有淡化科技理性、凸显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特征。其知识来源是技术精英的核电异议,而传播和影响链则以互联网为主导,兼用政策内参和社交网络。反核常民知识最主要的影响是形塑了公众及决策者的认知结构、情感倾向和政策偏好。常民知识与专家知识在内容上是互补而非竞争的两类知识体系,可以把常民与专家之间基于知识的共识协商作为公众参与协商治理实践的一种策略和方法。

经济实体,还是意识形态实体?——阿里巴巴媒体收购的行动逻辑及其社会影响

阿里巴巴近年来为何在媒体领域频频投入巨资,特别是投资被视为夕阳产业的传统新闻媒体?阿里巴巴的传媒并购行动究竟会产生何种文化与政治后果,尤其是对于我国新闻传媒业的生态格局、对于我国的新闻及舆论环境会带来何种影响?此文尝试以阿里巴巴并购《南华早报》为观察对象,从市场逻辑与非市场逻辑对阿里并购媒体的动因做了分析,并从媒体外部性与社会行动的非意图后果的角度讨论了阿里并购传媒的文化与政治影响。最后,此文认为,新闻和信息作为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特殊"商品",会塑造消费者和公民的偏好,甚至会改变生产、消费或政治过程。有鉴于此,媒体并购不仅仅是市场上的一桩买卖,更是不可轻视的政治问题。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情境里信息公开培育公共信任的路径分析

新冠疫情作为一种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疫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充满未知、不确定和社会焦虑。在这样的情境里,政府相关决策和抗疫举措的运行效率和效力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信任水平。基于公共信任,抗疫政令才可能超越命令和强制,赢得公众的自愿遵从和有效执行。本文以新冠疫情期间广州市政府百天里百场新闻发布会的探索性实践为观察案例,从公共信任的三种主要来源,即理性、情感和信任文化,来理解和阐述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情境里信息公开培育公共信任的路径。最后,本文提出用好新媒体带来信息公开的技术潜力,缩小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度规范与现实工作之间的差距,这在相当长时间里仍将是构建公共信任的工作起点。

科学新闻如何坚守事实和理性

科学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样的特征若与社会敏感议题、媒体市场竞争烈度较高等因素结合，容易滋生科学假新闻。

低碳转型与风险沟通中的信任缺失:基于江门反核事件的分析

本研究以文本数据挖掘和内容分析为研究方法,对2013年7月在我国广东江门反核事件过程中搜集到的五千多份表达反对意见的电邮和一千多个电话展开分析,并综合比较媒体报道、关键人物的深度访谈等数据,对江门事件中核电风险沟通中的不信任及其成因作了剖析。研究发现,在江门事件的风险沟通中,在事实层面事实供给不足、另类事实泛滥及弱关系链第三方背书效应,在组织层面对风险沟通机构的能力和善意之消极感知,在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层面价值观冲突和信用赤字累积,是导致社会不信任的主要因素。本研究还对社会不信任成因中的社会情境因素作了讨论,提出政治结构中的制度化及制度有效运行的组织保障,社会结构中的贫富差距、价值观差异和沉积的信任文化,以及政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交互影响,是社会不信任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结构性情境因素。

“外压型”议题进入公共政策视野的传播变量分析——以广州市两个案例为分析样本

公共舆论的焦点问题被大众传播媒介关注,变成媒介议题,媒介议题与公共舆论不断互动,促使这个议题进入公共政策关注视野。外压模式是通过焦点事件引发社会关注,给权力机构以直接压力导致其重视该议题。本文提出媒体呈现、舆论领袖、冲突现场和议题属性等四个研究假设作为研究框架和案例分析的角度,以广州市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及保卫粤语行动为案例进行分析,期望能给以往的政治学社会学角度的相关研究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