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设想与叙述实践的悖谬——兼论民初小说中情感体验的三重境界

民初小说家由爱情人发展为爱国家的情感设想,在叙述中未能得到实现。从文本呈现的情感体验来看,情感主体越出了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陷于无法把控的境地;强烈的情感总是将他们引向悲情的处境,并导致了对情感的恐惧;在幻灭与漂泊中,情感最终被演绎为人性的原质,如同塞壬的歌声,是人类极度渴望却又不得不抵抗的诱惑。而正是情感设想和叙述实践的悖谬,提升了情感在民初小说中的独立价值,达成了启蒙的效果。

20世纪初情感书写的现代转型

20世纪初的情感书写经由清末民初的写情小说和五四新文学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写情小说家的"情"论在多重面向之下承载着共同的维度,对古代性情论的承续一面为其提供了言说的资源,一面也限定了他们的叙述无法越出传统的范畴,最终只能走向自我否定。新文学作家对"爱情"、"恋爱"的意义建构悬置了性情论的传统,通过对进化论、浪漫主义等的借鉴重新为情感的合法性辩护,从而衍生出情感书写的社会批判模式。情感书写转型的动力既来自新文学,它的生成机制和对白话文的运用瓦解了写情小说家的话语资源,使后者不得不跟风而上;同时,写情小说家的转变也存在主动迎合的成分,情感自身的发展要求摆脱沉重的心理负担,为悲剧的产生寻求责任承担者。

论上世纪20年代作为批评话语的“人性”

作为批评话语的"人性"在"五四"至20年代末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从文化内涵上看,《新青年》作家主张的"从动物进化"与"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逐渐取消自我与个体的前提,走向对"国民"、"民众"等抽象群体的认同,"人性"退缩至人类共同属性的领域,"人的文学"也在其接受、阐释过程中发生了内涵上的变异。从哲学本质上看,人性话语的变异根源于以国民性为参照的逻辑起点,是晚清以来思想家们救亡情怀的又一体现;而20年代末革命文学家围绕"人性"、"阶级性"展开的论争,揭起了历史化与动态化的思维方式,在它的参照下,新人文主义人性话语显出理念化、静态化的一面。从价值判断上看,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人性话语承认了人的生物属性,对爱情与性的描写作为人性解放的标志受到了作家们的褒扬;新人文主义以理性的力量对自然本能加以约束,遏制了新文学的浪漫化趋势;同时,革命文学家以"阶级性"置换了"人性",后者作为一个内涵被掏空的概念,逐渐失去了解释效力。

戏谑者的狂欢·启蒙者的呐喊·孤独者的爱——魏剑美杂文的三个面相

魏剑美的杂文呈现出丰富而多元的面相。戏谑者的姿态是他反抗当下社会的文化逻辑和运作程序的独特方式,也透露出在这个讲道理时代里言说的艰难与无奈。他的戏谑总是要回归一个启蒙者的立场,在对人的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的呼唤上,魏剑美实现了与西方启蒙主义和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精神沟通。这样的启蒙者,同时也是一位孤独者,宏大叙事的消解使他不可能再大声疾呼自己的主张和理想,而只能在"思想的独舞"或"心灵独语"中表达对世间的爱。

第三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在岳阳成功举办

2013年11月23日，由谭五昌、陈旭光、柳忠秧、李遇春、谢有顺五位国内新锐批评家与学者发起的第三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在湖南岳阳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

“悬置名著”之后——关于新世纪名著研究的两个统计

1999年,郭英德提出了＂悬置名著＂1的主张,通过对研究现状的反思,他认为,现有的小说史将过多的笔墨集中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论述,＂悬置名著＂应成为化解研究困局的当务之急。之后,陈大康、苗怀明、齐裕焜等多位学者均对此做出回应2,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古代小说研究情况与未来走向的讨论,＂悬置名著＂也因而成为小说研究史上的一个特定命题。

身份文化与人性善恶——论翁新华长篇小说《蚂蚁巷》

翁新华新作——长篇小说《蚂蚁巷》——讲述了三位出身于蚂蚁巷的难兄难弟在经历了社会的濡染、人情的变迁之后不同的人生际遇，一方面描写官场的勾心斗角，在一场场细致、缜密的权力暗算与谋略较量中，揭露以官场为中心、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身份文化对人的侵蚀和空心化的处理；一方面也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社会的边缘上挣扎、被忽视甚至背负着污名的人们，他们的朴实与善良点亮了茫茫夜色中的希望，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深处善与恶的纠缠。

林纾小说中男女关系与言情传统的裂变

林纾言情小说在设置人物关系时常采用女长男幼的设定,年长的女性往往具备更娴熟的主持家政能力,是作为妻子的合适人选,可见他考量婚配的因素主要在于女性的作用和对家庭的助益,其笔下人物多是功能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林纾不善言情。他一边创作、翻译了大量言情小说,一边又对言情本身的流行十分警惕,这样的矛盾来自中国小说史上以情至性的言情传统。林纾实际上将言情视作可利用的规训手段,以软化方式实现人对社会秩序的主动服膺,这在其小说中书生与鬼女妓女的故事里得到了鲜明体现。即便是翻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也隐含着言情传统的构架。学界对其翻译小说"传播了近代西方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新思潮"的理解,某种程度上源于五四前后中国小说言情传统的裂变,及不同时代下读者的"创造性误读"。这种"误读"恰成为林译言情的魅力所在,通过连接两代文学读者,抚慰了情感话语转型的阵痛与不适。

论晚清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

晚清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存在着三条发展线索。《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提出的'公性情'最早从人性角度确立了文学题材的三个维度,其在晚清时期的不同价值变迁显示了人性话语与国民性话语的紧密关联。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开启了从读者接受层面探讨小说与人性关系的论说,在'现境界'、'他境界'等方面为小说正名,撼动了整个文学格局。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提出的'生活之欲'揭开了对人性苦痛一面的认识,其对文学审美特质的强化隐含着以文学纾解欲望的意图,而由'生活之欲'向'势力之欲'的转化,则意味着审美还是启蒙的两难抉择在此达成了和解。

山寨文化:消费社会的媚俗与反叛

“山寨”是近年来出现的高频词汇。从最初的山寨手机到山寨游戏机，从山寨明星到山寨品牌，从“山寨《红楼梦》”、“山寨百家讲坛”到“山寨春晚”，随着山寨文化的日渐流行，人们对山寨的关注与讨论也逐渐由网络上的七嘴八舌发展为《新闻联播》的官方报道。

“文学之都”背后——南京市民文学生活与南京文学大众接受度的一种考察

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后,关于南京文学历史、现状的讨论再次成为热点话题。目前对南京文学名著、"南京作家群"等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但尚缺乏市民读者对本土文学接受情况的反馈。调查显示,南京市民总体上高度认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但由于"没有时间"等原因,实际上投入文学阅读的精力较为有限。其文学趣味呈现以中国文学经典为主,辅以通俗、科幻类作品的分布格局,显示了一种符合主流的价值诉求。大部分读者对本土文学较为茫然,尤其是70后以来的纯文学作家,在普通读者中知名度低,南京文学的大众接受出现了代际断层的现象。而从文学期待来看,更多市民寄希望于外部阅读环境的改善,与缺乏时间而无法阅读的实际现状之间,可能产生了一种悖论。归根结底,文学阅读涉及的是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在作家、批评家等付诸努力之时,对一种真正读者的呼唤也迫在眉睫。

走出“花季·雨季”:郁秀新移民小说创作论

郁秀自1996年发表《花季·雨季》引起轰动后,又陆续出版了多部小说。赴美留学、生活的经历使其创作主题逐渐转向,将青春故事融入移民题材,形成了"新移民+成长小说"的写作模式。如果说在《花季·雨季》中,郁秀以显著的问题意识与和谐化的人物处理方式,达成了"新青春派"的文学效果,那么其日后的创作则如同一趟走出"花季·雨季"的旅程,青春期的躁动逐渐平息。在孩子与成人的较量中,郁秀承认了成人的败退及自身对世界、人生认识的无效。步入中年的郁秀最终跨出"花季·雨季",走向了更深沉的文学境界。

《简·爱》的话语独裁

重读《简·爱》，阅读感受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我仍然怜悯简·爱，为她的遭遇悲泣，但也第一次在这个人物身上感受到了第一人称叙述话语的强制力。小说是由第一人称“我”叙述的，“我”的述说、“我”的独自、“我”的情感占据全篇，这使得简·爱由生活中的弱者转变为话语上的强者，她的话语独裁压制了其余人物的发展，最终这部小说，正如同它的标题一样，只剩下简·爱一个人竖立在那里，如同灌木丛中的白杨树，一峰突起。

葛亮小说的性别想象与后殖民反讽

葛亮的小说在两性关系的处理上弱化了男性的阳刚气质,又一定程度上将女性塑造为鬼魅般的形象,使其构成了某种隐隐的威胁。这部分来自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以及他在香港回望故乡时对南京形象的深度开掘。在异族叙事的情境里,中国男子的“去势”和中国女子的刚烈形成了对比,以轻度模仿和翻转的方式,实现了对后殖民主义的戏拟或反讽,最终抵达了一种跨越中西、寻求自我身份确认的世界性视野。

“人性”作为批评话语的可能与限度——以晚清至“五四”文学批评为例的考察

目前学界对'人性'作为批评话语的考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价值预设,从而遮蔽了'人性'的丰富内涵及多元指向。梳理'人性'进入中国文学批评的历程和动因,从话语角度追索其流变,或可为当下人性话语的价值重估提供思路。晚清至'五四',人性话语发生了现代转型。从'性'到'人性'的变迁揭示了人性话语的含混与歧义性;与国民性话语的密切关联,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民族国家的想象是人性话语的原初动力;以人性为核心的文学批评形成了'压抑—释放'的论述模式,并开始对其他话语的解释效力进行排斥或质疑;而人性话语的经验性来源某种意义上取消了对世界的本质认识,在文学论争中可能会流于实用主义。总之,人性话语伴随了新文学的每一次成长,对人性的追问从来不指向人性本身,而是充当了文学观念展开的方式,这在文学观念剧烈变革的时期尤为突出。

春

你是即将到来的日子，是撞开了坚冰的细流，是露出了地皮的嫩芽，是一颗颗翘首企盼的心在呼吸，呼吸着，寻找着，那春的气息。

情感的历史与性别——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情感研究的对话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对情感问题的关注与讨论,既内在于世界范围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发生的“情感转向”,也根源于一系列差异性的历史经验与问题意识。情感现代性的发生、情理关系的转换、情感文化的转型、情感政治的建构、情感与性别的关系等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出于对这一研究趋向的共同兴趣,四位青年学者以“情感的历史与性别”为主题展开对谈,讨论涉及现当代中国情感结构的演变、情感文化中的性别经验、权力结构与时代征候、内地学界情感研究的经验及反思等议题。最终文稿由路杨整理。

“情感转向”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体重构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情感转向”,既是一场全球性的反思现代性基本范式的事件,也是中国语境下重建文明新主体的一种努力。从“情感史”到“情感结构”,再到“抒情传统”乃至“欲望”“情动”,中国的“情感转向”逐渐完成了从置换历史叙事动力,到以中国为中心重述历史的进程。其意义在于,基于本土经验建构了一种柔性、灵动的情感主体,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启蒙时代以来以利益和契约为基本构架的世界秩序及人性想象,同时超越了后现代主义以来人的碎片化与“主体的退隐”。但要抵达这一理想境界,目前“情感转向”尚面临多重问题。重启“情本体”,从主体重构到本体重构,或许是这一思潮持续深入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趋势的一种考察

一、“遮蔽”与“重构” 从80年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到新世纪初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现代文学的研究潜隐着一条“遮蔽”与“重构”的论述线索。对现有文学史秩序的不满，以及对恢复文学史本来面目的渴望，长久以来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我们的文学史叙述常常是一种遮蔽式的叙述”④，这成为众多研究者开启其论述的起点。这样的研究在进入新世纪后进一步发展壮大，以“遮蔽”为名探讨现代文学边缘领域的论文数量庞大，它们指向了原有文学史叙述遗落、忽视的部分，在填补空白或反抗“遮蔽”的努力中，实现了对学科概念与范畴的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