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社国际传播现状与能力建设策略探究

大学出版社是我国出版行业国际传播力量的组成部分,肩负着传承和传播文化的使命。大学出版板块在推进中国文化域外传播、提升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上开创了“有为、有位”的良好局面,但仍存在着一些大学出版社国际传播能力较弱的问题。大学出版社需要发挥优势制定有效策略,快速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如依靠母体大学培育国际化产品、利用高校特点培育国际化人才、利用母校国际化优势获得国际传播契机、通过与海内外优质学术出版机构的合作借势蓄能、利用国家资助项目快速步入国际化轨道等,同时要以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融合发展模式构建“走出去”的多元格局,拓展“走出去”新路径。

应用语言学与新课改在茶学专业学生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茶学专业的英语教学不仅要注重基础教育,还应当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将所学的茶叶相关的专业术语做到词意共达,从而在实际交流的过程中能够准确地表达含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茶学专业学生英语教学必须进行新课改,对茶学专业英语教学的精华和脉络进行梳理,使其更好地用于教学实践。本文从应用语言学和新课改在茶学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应用的理论基础入手,分别分析了应用语言学和新课改的具体应用方式,对提高茶学专业学生英语教学效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欧洲反犹的历史源流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从而使西方基督教世界反对犹太人的行动达到高峰。不过,此种行动也并非偶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它经历了从古代、中世纪、近代、直到现代的漫长过程,只是到了德国纳粹对德国实行统治、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达到空前规模。

19世纪早期中国文化西传的范式及书业“走出去”的借鉴——以马礼逊《华英字典》为例

19世纪早期在中国本土出版的《华英字典》是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发轫之作,成为后来多部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的典范。该字典开创了把汉字、汉语及中国文化融于一体的编纂理念,既有学习属性又有文化传播属性,是“中国礼仪之争”之后“中学西传”的开篇,奠定了近代时期英美汉学研究的基础。本文探讨其编纂理念、内容构架及向西传播中国文化的途径和视角,以期为当今书业“走出去”提供借鉴。

基于CBI主题教学的教学活动设计

立足CBI主题教学模式,探讨该教学理念在大学英语教学活动中的具体运用。以CBI主题教学的基本含义与特点作为切入点,分析在大学英语教学工作中CBI主题教学活动的设计路径,实现建立在CBI主题教学模式上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高效化、现代化与科学化发展。认为CBI主题教学模式是推动大学英语教学工作的持续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欧洲国家中小学教师职责的变迁与发展

英法等欧洲国家教育变革极大地推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并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理想人"上取得了成效。改革实现了政府对教师工作和学校行为最大程度控制的同时,对教师职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教师要接受与传统截然不同标准的评价与问责,甚至失去传统意义的信念与实践方法,教师被迫重构专业身份。尽管教师对教学工作的有效关心因受到来自校外压力而改变,但是他们还是在保留传统和迎接新时代上积极地应对,最大程度地获得对教师专业的认同和得到更好的发展。

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张元济与王云五

商务印书馆(1897—1949年)的两位重要主持者张元济和王云五,在文化理想、出版理念上体现了两代出版人共同的事业追求和社会担当,因时代和个性差异他们有迥异的管理风格,反映了两种类型管理者的思想和特征。张王二人为推动国家文化发展所做的不懈努力,昭示出前辈出版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展现了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中曲折多姿的一幕。

论张元济出版事业中的文化使命感

张元济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其出版业绩以及作为出版家的楷模形象一直影响至今.研究者们对他从事出版业的编辑思想、经营理念,以及教科书、辞书、古籍整理、西学引入等多方面的出版实践都给予了多角度的大量而深入的研究.研究认为张元济带领"商务人"出版业绩的取得完全基于其"为国家谋文化之发展"的强烈文化使命感的推动,这种精神在当今的出版业中仍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王晓秋《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的研究

王晓秋的《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它叙述的是120余年前清政府派出12位官员到世界各国考察的一段历史。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侵扰,表现得十分脆弱和茫然,有了加强国力的愿望,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派出了12位学有专长的中级官员,利用两年时间奔赴亚洲、欧洲和美洲等地,分别访问了日本、法国和美国等20多个国家。这些游历对所到之国的地理风貌、政治制度和教育状况等进行深入调查,并为政府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报告。但是他们的考察成果并未得到清政府应有的重视和借鉴。

近代英文出版与中国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出版业完成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以英文形式出版传播中华文化的图书,开启了中华文化外译的户牖。美华书馆、别发印书馆等传教士创办的外资出版机构和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族出版机构,尽管本着不同的出版宗旨和文化追求,但在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此时期外译图书出版总体情况的全面梳理,分析这些代表性出版机构所出版外译图书的状貌、著作者的特点以及营销方式等,总结这一时期的外译出版特点、取得成功的经验及产生的深远影响,从而为我们今天的出版业进一步深入走向世界提供借鉴。

试论曾国藩家教的历史特点

曾国藩,晚清重臣,洋务之父。他的一部初刊于1879年的《曾文正公家书》具有丰富的内涵,是提纯大众思想品德的典范和有力说教。一百多年来曾氏家书被反复刊印,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财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恒久的影响。整个家书充分体现了曾氏平民教育理念。本文通过对曾国藩家教历史特点进行总结和分析,以期对当今的社会教育提供借鉴。

清代国际关系中语言问题研究

清代康熙、雍正两朝国力强盛又重视外语学习,在国际交往中没有出现语言与翻译问题。由于乾隆朝的闭关锁国,此后百余年翻译人才严重缺失,造成国家巨大损失。本文通过对以上史实的分析,揭示了国家强弱与语言地位相辅相成的关系,阐释了国际关系中国家话语权与强大国力之间的必然联系。

《清朝前史》述评——兼论出版“走出去”占领学术领域话语权

朱诚如、张玉兴、李治亭、佟悦、李理等清史专家合力撰著的《清朝前史》新近获得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优秀图书提名奖。该书是一部厚重的清前期历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全书以时间为序,以女真的兴起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民族融合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清(后金)对辽东汉区的统治政策及其作用、明清(后金)之间的战争与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演进为主线,构建起清(后金)从部族到国家并进而入关取明代之的的历史发展过程。全书既继承前人和当代学者的学术成果,同时不囿于旧说,多所创见。对于海内外一些学者的不同论见,亦有所辩驳,其出版推动了清朝前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该书驳斥"新清史"学者歪曲中国边疆和民族历史的错误观点,体现了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占据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社会担当。

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原因

王夫之乃曾举兵抗清、名震三江两湖之大儒。曾国藩是自练湘军拯救清廷的"中兴"名臣,却积极主持刊刻王夫之的遗著《船山遗书》,并为之作序,高度赞扬王夫之与孔孟、朱子等先贤同样伟大。此举不但大大传播了《船山遗书》,同样留给世人种种关于曾国藩刊刻此书动因的推测。事实上曾国藩刊刻王夫之遗作的重要原因是,清朝自乾隆末期因时局形势的稳定,对民族性的文字已放松管控,文字狱的总体环境发生了转化。从乾隆末至咸丰又经150余年,曾等汉族大员已成为清朝倚重的封疆大吏,由其刊刻《船山遗书》不再有政治悬念。另一原因是受恩师、亲友的积极影响,曾氏对作为理学大师的王夫之充满敬仰。这些才是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动因。

近代中国民族出版业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商务印书馆(1897-1949)英文出版为例

作为近代中国出版业暨民族出版业代表的商务印书馆,为中国文化建设和大众启蒙做出了卓越贡献。商务印书馆以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构建和发展为己任,广泛引进西学新知,同时积极探索跨文化出版,将中华文化向西方世界传播。商务印书馆的译介行动有效地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文章梳理了商务印书馆从1897年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面向欧美读者出版的主要英文图书状貌,探析我国近代出版业开展“中学西传”的特征,为当今出版业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历史经验的借鉴。

19世纪初《华英字典》编撰对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启迪

19世纪初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华利用十几年时间编撰的《华英字典》,不但是汉语、英语学习者语言习得的工具,更是一部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华英字典》从西方汉语学习者的需要出发,在字源剖析、释义、例证上大量引进中国文化,为19世纪初中学西传开辟了新的途径,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突破了中国传统辞书“经院式”风格的局限,以实用性和普及性构建内容,引进西学新词汇,带来新的印刷技术,对于我国近代辞书编撰理念的改变、印刷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均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对近代中国新式出版业的发展具有启迪之功。

清季教育大辩论本质的再认识

清季同治初年,清政府高层发生了一场波及百官和仕林的教育大辩论。那场辩论的是非曲直不难论定:恭亲王奕为争取中国的语言地位而开办外语学校;曾国藩等地方大员要发展近代制造等各项"洋务"事业,开办新式学校培养新式人才;他们改革教育的举措遭到以帝师倭仁为首的顽固高官拼死反抗。顽固派虽以失败而告终,但改革派也遭到了极大伤害。倭仁是当时的儒学大师,代表传统文化的制高点,却对新生事物顽固对抗;而曾国藩是倭仁的学生,也是著名的理学家,却成为领导潮流的改革派。在我们提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从清季的那场辩论或可得到某些启示。

后疫情时代中国文物古迹类图书“走出去”的探索

新冠疫情的发生改变了国际文化传播环境,也冲击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后疫情时代"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出版的使命。文物古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显示中国气派、展现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的可视载体。出版业要制定科学的策略,加强文物古迹类图书出海,使其成为展现中华文明魅力、实现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