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本侵蚀数字政府:方式、原因、后果与法律规制

在数字政府建设中,技术资本的扩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它通过对技术的掌握、信息资源的影响以及对决策的干预等方式入侵数字政府建设,冲击着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府的公权力。由于数字政府在建设过程中缺乏合理的技术资本审查标准和融贯的技术资本监管机制,资本才得以借由技术入侵数字政府建设,长此以往,可能会造成政府公信力持续下降、政府公共服务性丧失的后果。基于此,为了更好地对技术资本侵蚀进行治理,应当对技术资本进行法律规制,从技术资本审查标准合理化、技术资本监管机制完备化、数字政府建设(公民)参与制度化和数据权利国家保护合法化4个维度规范技术资本的参与方式,以期完善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进路。

数字政府技术资本侵蚀的生成机理与法律规制

在建设数字政府的过程中,政府对技术资本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技术依赖、信息依赖以及决策依赖。技术上的优势使得技术资本开始不断侵蚀政府固有的权力架构和组织形态,并在无形中消解了行政主体的独立人格,解构了行政权力的公共属性,分化了政府的公信与权威,侵害了公民的数据权利,为我国数字市场的繁荣发展埋下了隐患。技术资本入驻的审查标准缺失、基本权利保障理论的适用障碍、技术资本的监管体系不健全、社会性力量的边缘化是当前技术资本侵蚀的主要制度根源。基于此,今后必须明晰技术资本合作的审查标准,强化公民数据权的国家保护义务,加强数字平台的合规化建设,推进公众对数字政府的深度参与,完善党对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领导,从而将数字政府的建设和运行纳入法治化轨道之中。

我国教育法典编纂的二维释论

教育法典如何有效编纂之问实质上蕴含着两种维度的思考,一种是对教育法典的外在形式提出理想性构造方案的规范论维度,另一种则是对教育法典与教育法学知识的衔接作出反思的知识论维度。规范论维度的教育法典编纂是短期内实现教育法律统一适用、提供司法介入教育实践的有效统合手段;知识论维度的法典编纂是未来教育法典的最终归宿,对教育法学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准确性将直接决定教育法典内在的融贯性程度。教育法典的规范论维度的实现方式在于:第一,破除教育立法的问题导向,以教育公共理念重新整合教育单行法的碎片化状态;第二,寻找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教育法规范的特殊价值,形成独立的教育法律部门。教育法典编纂的知识论维度的实现方式在于:一方面深化教育学与法学的知识融合,另一方面发展独立科学的教育法教义学。科学化的教育法学知识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作业:形成统一的概念体系、建构专属的知识体系、发展科学的方法体系。无论对教育法典编纂作出哪种维度的思考,学者的责任都在于思考如何避免产生不成功的法典、引发坏的知识传统。

导学关系异化的法律风险及其司法应对

导学关系的极端教育性与极端经济性是引起导学间法律权利冲突事件的重要缘由,这两种主要的异化情形可能引发侵害著作权、人格权以及人身安全的法律风险。面对这一扭结着伦理、权利、心理等多维度的复合型难题,不能以一般权利纠纷的方式来处理。司法机关应当基于一种弱能动司法的理念,在充分考虑判决引发的社会后果的前提下,提供完备的司法救济。司法对于导学关系异化的有效介入,是新时代教育法治建设的重要体现。

我国法律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现实挑战与探索方向

设置法律博士专业学位的必要性本质上来源于法学的实践知识性质,从法学的知识论源流与发展来看,实践性始终构成法学知识的核心意涵。法学知识的理论创新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但更为关键的是将这种实践知识有效运用于现实,这成为法律博士存在的根本意义。面向未来的法律博士生培养将面临法律理论与实践的联结、培养理念与现实的联结这两个棘手挑战,而这需要从创新培养模式与改革双导师制度两个方面尝试寻找解决与探索的方向。法律博士生教育应培养未来的“法律家”而不是“法学家”,因此必须探索出一条有别于法学博士生教育并具有行业特色的培养道路。

论哈特的法律规则谱系及其对法治中国的启示

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引导了现代英美法理学界的发展路向,并进一步发展了法律实证主义。哈特理论的核心在于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结合,初级规则是科以义务的规则,次级规则是授予权利的规则。在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这三项次级规则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承认规则。它是衡量其他规则效力的鉴别标准。对当今法治中国建设而言,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其启示意义重大。特别是深化司法改革与推行案例指导制度境遇下,裁判规则与哈特的承认规则类似,都是对法律规则效力的认可与践行。通过司法治理实现法治中国的善治,不仅需要依靠法律规则的刚性权威,更需要裁判规则发挥柔性开放的亲和力。

人工智能对法教义学构成挑战吗?

人工智能的兴起带动了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热潮,但也同时产生了一些未经反思的观点。例如"算法即法律论"以及"人工智能取代论"。对"算法即法律论"的反驳需要从法教义学的认知描述层面来进行,法教义学的概念及原理本质上基于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关键在于产生一种"阅读体验",这是人类思维所独有的特征,因此算法分析无法替代法律语言。对"人工智能取代论"的反驳需要从法教义学的司法实践层面来进行,法律适用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关涉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判断,而人工智能无法自主处理价值评价问题。因此人工智能无法彻底取代法官的裁判地位。人工智能的变革是推动法教义学范式转换的契机。通过智能化法律论题目录的设计,法教义学的体系思维得以与日常生活的问题思维相融贯,进而为法教义学的科学属性奠基。

法律漏洞填补理论的历史演进:从概念法学到利益法学

概念法学自诩建构了一个无漏洞的封闭体系,其代表人物普赫塔认为从法律概念出发可以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法律规则,并且,就算在疑难案件中不存在能够与事实直接涵摄的法律规则,也能通过对法律概念的逻辑演绎解决无规则对应的情形。埃利希与康特洛维茨主导的自由法运动则坚决反对概念法学的主张,并认为制定法无处不存在漏洞,在制定法之外还存在自由法,而自由法才是法官裁判的依据。利益法学同样批判了概念法学的形式主义,其代表人物赫克明确表示概念法学的建构主义是一种“颠倒程序”,同时,还否定了自由法学的极端情形,主张通过利益衡量的方法来填补法律漏洞。也正是从利益法学开始,法律漏洞填补理论真正走向成熟。

论涵摄模式的概念及其逻辑难题之因应

要正确理解涵摄模式的概念,需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涵摄模式并不等于司法三段论,而是精密的论证程序;另一方面,涵摄模式并非价值无涉的,本质上是一种"理解"的方法。尽管对于涵摄模式的机械性批评可以从概念的廓清来消解,但其内部也的确存在亟待解决的逻辑难题。因应涵摄模式的逻辑难题需要从语言与逻辑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法律概念的意义之确定在于它的使用;另一方面,疑难案件的逻辑结构需要抽象综合方法进行重构。总之,涵摄模式是司法裁判的基本思维方式与重要论证方法。

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法理阐释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首要原则。从法治理论的角度深入阐释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要义,可以明确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根本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应当时刻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只有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与各方面,才能确保法治落地并深入民心。更进一步说,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互衔接,以双轨制的规范体系作为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基底,是诠释其法理正当性的关键所在。

超越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的对立格局--以德国“告密者案”为切入点

战后德国法院清算民族社会主义时期所遗留的案件时,拉德布鲁赫提出了广为流传的解决方案,即拉德布鲁赫公式。拉德布鲁赫公式分为两个子公式:不能容忍公式以及否定公式。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当制定法正在遭受破坏时,法官或者法律职业者能起到抵制作用,若能保证法的安定性,便可以避免极权主义的侵蚀。然而,在具体解决告密者案的问题上,哈特对拉德布鲁赫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拉德布鲁赫在内的自然法学者存在一种浪漫的乐观主义,服从法律和法律的效力应当被区分开来。服从与否只是道德上是否履行义务,法律本身的效力并不受道德的影响。重新审视二者的争议,对寻找超越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是有所助益的。

技术资本侵蚀数字政府的潜在隐患

随着技术资本的不断侵蚀,技术资本的逐利特质最终会对政府的行政理念与组织架构、公民数据权的保障以及数字市场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技术资本侵蚀容易消解行政主体的独立人格。技术资本凭借强大的数据资源整合能力及技术优势,成为事实上数字政府的管理者与支配者,这种商业交易模式催生出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并非来自法定授予.

数字政府技术资本侵蚀的生成机理与法律规制

在建设数字政府的过程中,政府对技术资本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技术依赖、信息依赖以及决策依赖。技术上的优势使得技术资本开始不断侵蚀政府固有的权力架构和组织形态,并在无形中消解了行政主体的独立人格,解构了行政权力的公共属性,分化了政府的公信与权威,侵害了公民的数据权利,为我国数字市场的繁荣发展埋下了隐患。

法律经验研究的知识论困境与范式再造

法律实践的效力基础来源于法律规范,而不是经验知识。经验知识无法沟通“事理”与“法理”,以经验知识作为法律实践的来源必然会面临知识论的确实性难题。要想从“知道是什么”走向“知道如何做”,必须以法律规则为纽带。法律规则中的描述性概念是人们普遍经验的反映,而规范性概念指引着人们的行动,可以有效串联起“事理”与“法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构建符合我国本土实际的法律经验研究进路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