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友兰的人生境界理论

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理论是其人生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但是这一理论却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迷失:由于主观觉解支撑起的境界实质上只是一种虚无的心灵体验,从而造成了主体内在精神境界与客观人生实践的脱节;由于冯氏对理、道体及宇宙等范畴中人性道德内涵的彻底抽空,又导致了其本体与境界的完全断裂。冯氏境界理论出现这两种迷失的症结,在于其新理学体系“空灵”化的形上旨趣追求。

论庄子的机械批判思想——对“圃者拒机”寓言的解读

从自然无为的“道”本体论和素朴自然的人性立场出发 ,庄子在“圃者拒机”寓言中表述的机械批判思想具有三点要义 :肯定技能 ,以褒扬劳作者超越的形上精神境界 ;反对主体的机械性异化 ,持守自然自由的本真人性 ;

庄生非知道者——王船山庄学思想的另一面相

王船山晚年所著《庄子通》、《庄子解》积极评价庄子之学,并着力会通儒道,但这并非船山庄学思想的全部面相。因为除此二书,在其他著作中船山还写下了他随机评说庄子的大量言论,将这些言论与其庄学专书结合起来作一综观,可发现一旦脱离《庄子》文本而转到其他语境下,船山对庄子实际是以批评为主的。在他看来,由于庄子只求个体的逍遥而逃避人伦物理,故其学必然产生纵欲放诞之弊,乃至最终同流于利欲小人;而从历史上看,作为老子后学,庄子思想对王道纲常的危害亦甚为深重且绵延不绝。除了指斥庄子其人其学,船山还把批评矛头指向历史现实中士大夫群体所表现出的庄学化的人格特征:惟思一己之自安自适而弃绝其应有的道义担当。相较于此前的宋明道学,船山之辟庄虽于学理上并无根本性的突破,且存在着前后矛盾之处,但却体现出了其历经磨难的醇儒品格和坚贞的遗民心理。

论新理学中的“觉解”思想

“觉解”是冯友兰新理学思想体系中极为关键的范畴，它沟通了新理学的本体论和人生哲学。全面细致地分析这一范畴，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冯氏新理学思想的基本精神特质，也更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理解新理学体系中本体论与人生境界论的内在断裂。本文拟从若干方面对“觉解”...

支遁对郭象“逍遥义”的批评与承继

支遁对郭象"逍遥义"的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从玄学内部看,他抓住并利用郭象言"性"却不严格界定内涵的理论缺陷,颠覆了其"适性"说的立论逻辑;从佛教立场出发,支遁认为,以践行现世伦职为实质的"适性"并不能使人当下逍遥,更不能使人获得解脱,惟有破除"二执",方可达于涅槃彼岸。支遁的批评虽颇具颠覆性,但同时他对郭义所涵括的"分"、"有待"、"无待"、"冥"等重要范畴和观念亦深有承继。

人的限制与万物平等——庄子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

基于对人类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无限自信,视自身为万物之主人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近代崛起成为一种强势话语。而在庄子哲学中,人类的知识、力量以及存在都是极为有限的,在样态无量、流转无息的宇宙大生命中,人类只是短暂、渺小的普通一员。这种万物平等的宇宙秩序要求人类必须平等善待其他存在物。

文本·语境·心态:王船山的老庄异同论

明清之际,王船山一方面在其庄学专书中严格区分庄子与老子之学,并认为庄高于老。但另一方面,在其他的大量著述中,他却又屡屡混同老庄,罔顾庄子之学的独特性,不加区分地指斥二者。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观念,当归因于船山著述的文本类型差异、不同著述所涵涉的思想语境差异,以及处于衰乱之世中其醇儒品格和遗民孤困之心的纠结。

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的困境与超越——马克思《1844年手稿》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之比较研究

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的理论基点是某种抽象的理想人性,由于它把技术和人性对立起来,并因此对技术采取片面的否定态度,以致于在不可遏止的技术进步之势面前,人本主义的技术批判论者往往对人性和社会发展的前景感到悲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同样陷入了这种困境。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虽然还带有某些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残留,但是却已经预示了走出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的可能路径。

《淮南子》对庄子“逍遥游”思想的改铸

基于治身与治国一体的黄老立场,《淮南子》在大量袭取庄子"逍遥游"思想的同时,又对其施以养生化、政治化的改铸。它所阐发的逍遥旨趣是,君主如何既能拥有恬静适逸的形神生活,又能将其治身要诀转换成无为政术以治平天下。由此,庄子生命哲学中的超越性、批判性和非政治性就被彻底消解掉了。

论庄子与后学在人生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及症结

庄子的“道”物关系思想是他与后学在人生哲学上发生分歧的本根。基于“道”创生万物同时又在万物之中的形上前提 ,庄子坚持离物“体道”的人生哲学路径 ,而其后学执持的却是相反的即物“体道”之途。围绕如何对待自我肉体生命以及现世社会规范、价值观念这两个焦点问题 ,庄子挺显了追求精神自由和个体独立的超卓人生姿态 ,而其后学则表现出了看重自我肉体生命并入俗自适的世俗精神旨趣。

自由与仁爱:大学人文教育的基本精神内涵

人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理想人格。西方的人文理想是自由,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人文传统是仁爱。为克服当前市场和惟科学取向压制下的大学人文教育的种种弊病,必须把自由与仁爱确定为人文教育的基本精神内涵,并在科学、道德和艺术教育中加以贯彻。

冯友兰《新世训》: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理性化转换

在"贞元六书"的第三部著作《新世训》中,冯友兰把人的本质明确定义为理性,并进而提倡一种理性自觉的人生精神;在此前提下,冯友兰结合现代生活情境,通过理性清明的分析方法,多角度地阐发了以宋明理学为核心的传统道德观念。该书在基本精神和具体方法上对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技术活动中的超越向度：庄子技术寓言解读

庄子寓言中描述的技术活动具有个体性、简单性、身体性、不可复制性等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庄子把技术主体的心灵境界看作是决定技术活动最终产生神奇效应的关键因素。他提出,个体在开展技术活动之前,首先要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唯有如此,技术主体才能在内在精神境界与外在技术过程的贯通中,把技术行为转变成自由愉悦的艺术创造。从根本上说,超越的精神境界而非具体的技术才是庄子关注的焦点以及众多巧者追求的终极目标。

王船山庄学话语的两种形态及其思想旨趣

王船山的庄学著述有两种。一种是他在晚期先后撰写的两部庄学专书《庄子通》和《庄子解》,前者是直陈己见、融会贯通之作,后者则是传统的注疏体,其中各篇的夹注大多应是船山所为,王敔的增注只是少数;这两部著作的思想旨趣是对庄子进行儒家化的重铸,"引以通君子之道"。另一种是船山在其非庄学专书中写下的随机评说庄子的大量文字,这些庄学碎语的总体特点是情理两端:就"理"而言,散见于其不同类型的理论著作中的相关言论在以辟庄为基调的同时,其间又存在着前后不一、相互牴牾之处;就"情"而言,船山在诗赋等文学作品中屡屡一改其辟庄之儒的苛责态度,不时展现出他对庄子生命哲学的倾心和领受。

论王阳明心学的个体视域

王阳明心学的个体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内在良知使个体获得了自身存在和修养作圣的先天德性依据,以及独立进行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其次,通过强调心与身、心与情的关联,肯定了个体属性中的感性成分;最后,随才成就、随事尽道的工夫主张,使不同个体实践能力的差异性及其具体生活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得到包容和认同。在天理的笼罩下,阳明对于个体的关注并没有偏离儒家的基本原则。

从史官话语到哲学话语——《老子》文本两种常见句法的思想释义

顶真和"……是以圣人……"是《老子》文本常见的两种格式化句法。前者蕴涵的逻辑因果、时间先后、层级高下三种维度,皆凸显了道的至上性和普遍性;后者构设的天人叙事和古今叙事,则带有显著的史官思维特征。综合分析这两种句法可见,由于道被挺立为自然无为的至上本体和普遍法则,老子把兼具神秘性和经验色彩的史官话语创造性地转换成了祛魅化的抽象哲学话语。

《庄子》内七篇之篇名由来问题的再检讨

《庄子》内七篇的篇名由来问题是现代庄学研究中的难解之谜。张恒寿、崔大华先生对此都提出了重要见解。通过把内篇的七个题目叠合起来所透露出的精神内蕴与《淮南子》的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比较,同时结合刘安、刘向各自的身份和思想特征,以及他们分别所处的西汉早期和中后期的社会思潮特点,可以推断,内七篇的篇名极有可能出自刘安之手,而不可能是刘向所为。

冯友兰“新理学”的理性精神及其价值缺失

冯友兰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理性特征。一方面,他借助于逻辑分析的理性思维方法,创建了“新理学”的形上学体系；另一方面,虽然冯友兰以理性来定义人的本质,但是由于他仅仅强调其中作为思维分析方法的逻辑理性,而完全忽略了价值层面上的理性的批判向度以及与理性密不可分的人的自由本质,以至于从根本上严重制约了“新理学”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变革。

郭象《逍遥游注》疏义

《逍遥游》是郭象删定的《庄子》首篇。在注解该篇时,为弥合其与庄子思想的差异,郭象不仅以"寄言出意"判定该篇的文本特征和性质,而且以之为诠释策略,这一策略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思想内容来看,他所持的万物各异且圣凡二元的人性论,内在地支撑着以"有待逍遥"和"无待逍遥"为主要内容的双主体的"逍遥义"。在此基础上,郭象又将其"逍遥义"推延到差序不齐的政治领域中,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兼具生命哲学和政治哲学双重意涵的思想范畴。追根溯源,郭象的《逍遥游注》综合吸收了《淮南子》等诸多过往的思想资源,而在后世,无论批评还是赞赏郭注,关于《逍遥游》之蕴义的诠释和论争之所以成为庄学领域最具吸引力的话题,端赖郭象"逍遥义"的引发和推动作用。

“新理学”中“理”“气”范畴的问题与症结

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 ,冯友兰借助于逻辑方法和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思想对程朱的“理”“气”范畴进行改造性的诠释 ,力图给中国哲学重设一个纯形式的本体论基础 ,但这一努力却造成了冯氏“理”本体中人性道德内涵的缺失 ,以及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的二元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