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经济自由在中国宪法中的重新确立

在中国,从1954年宪法开始直到1978年宪法,公民经济自由均在总体上被宪法所否定。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引下,执政党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公民经济自由在1982年宪法中开始得到初步的肯定,并最终在以后的四次宪法修改中重获新生。公民经济自由在中国宪法中的否定之否定,是我们不根据"理性"而根据"实践"来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

现行宪法修正案的隐性主题

经济制度是影响人们经济生活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则集合。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只是现行宪法四个修正案的显性主题,其隐性主题乃是公民经济自由权在中国宪法中的扩充与完善。1956年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公民经济自由权的废止。公民经济自由权在中国宪法中的重新确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我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政府应当为此发表专项人权白皮书。

司法独立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刍议

三权分立并非司法独立的理论基础,司法独立的模式也多种多样,人民代表大会至上的全权地位并非不能容纳司法的相对独立。司法活动本身蕴涵了司法必须对人民负责的内在要求,在西方国家,司法部门应该对人民负责并承担政治责任的观念也是深入人心的,我国宪法要求人民法院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无抵牾之处。在我国,根据司法独立的要求对地方各级法院的设置或产生作全新的调整并不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排斥,也不会冲击宪法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则性条款。

宪法解释权初探

宪法解释权的产生,源于宪法适用主体的多元性。由于宪法适用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存在各宪法适用主体对宪法理解的不尽一致。为消除对宪法解释的不一致,保障宪法权威,维护宪法秩序,就必须赋予一个专门机关以宪法解释权,由它对宪法进行最后的权威解释。宪法解释权的本质是一种终极性的裁判权,而不是对于宪法解释的垄断权,因此它并非宪法适用的前提,宪法解释权的授予,不应以民意为归属,而应以智慧为考量。

马克思主义与立宪主义--文本阅读与理论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批判的立宪国家或立宪制主要是指君主立宪国家或君主立宪制,立宪主义主要是指君主立宪的主张,探究马克思主义与近现代立宪主义的关系,必须深入其科学社会主义大厦进行理论考察。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有关论述,马克思主义与近现代立宪主义在四个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对立。马克思主义与立宪主义存在巨大对立的内在原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关怀和终极追求是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由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在普遍性、平等性和彻底性、真实性方面都大大超过了立宪主义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因此在理论诉求上,马克思主义是对立宪主义的巨大超越。

社会主义宪政的启航——重读1982年宪法

1982年宪法深刻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是一部拨乱反正的宪法,也是一部浸染着宪政精神的社会主义宪法:它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事实上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纠正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确立了受宪法和法律限制的人民民主专政;改变了党政不分的政权体制,加强了人民民主;建立了反对个人专制的硬性制度,维护了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它认真对待了公民权利,维护了人的尊严。1982年宪法的颁布与施行客观真实地宣示了社会主义宪政在中国的启航。

强制与自律——罗尔斯《正义论》中的稳定性问题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论及了社会合作、正义观念和正义制度等不同对象的稳定性,但在罗尔斯那里,这些不同对象的稳定性问题实际上具有同一性,这是罗尔斯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将稳定性理论与正义理论融为一体,并意图解决现代自由主义者的根本关切——如何实现最小强制与最大自律——的结果。尽管罗尔斯的稳定性理论立意深邃,但罗尔斯在《正义论》第三部分对公平的正义的稳定性的论证并不成功,其存在的问题并非只是忽略了合理多元主义的事实。

罗尔斯宪法哲学:问题与论证

罗尔斯正义理论就其宏大意旨或理论关怀而言,是以自由主义宪制民主根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哲学。罗尔斯宪法哲学主要探讨了宪制民主的三个根本性问题:宪制民主为何要捍卫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宪制民主政体应当如何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宪制民主社会能否实现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而永续长存?罗尔斯为此提出两个正义原则,意在一举解决宪制民主的理论基础和道德基础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中对宪制民主的理论基础与道德基础做了自穆勒以后西方迄今最有力、最深刻和最系统的论证。批判罗尔斯宪法哲学就是批判西方宪制民主,批判罗尔斯宪法哲学亦有利于中国宪法学者拓展宪法哲学的新领地。

第五次宪法修正案的历史逻辑与重大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的历史逻辑。第五次宪法修正案在宪法指导思想、根本制度、政权架构、宪法监督与国家元首制度五个方面有重大发展。这次宪法修改由侧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转向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制度的全面完善,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已经由经济基础迈进到了上层建筑的新阶段。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稳定性问题

相较于《正义论》,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对稳定性问题已有了更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并将自己的着眼点放在了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社会的持久稳定性上。为此,罗尔斯提出了宪政民主社会持久稳定的三个条件,并论述了秩序良好的宪政民主社会如何满足这些条件。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对稳定性问题的重新阐释带来了诸多问题,但这种理论努力对罗尔斯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不仅是在修正自己的正义理论,也是在为宪政民主政体辩护。而其论证的不成功,折射的则是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本身的硬伤。

罗尔斯宪法哲学的问题域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本质上是以自由主义宪政民主为内在关怀的宪法哲学。罗尔斯宪法哲学主要探讨了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三个基本问题:个人基本自由为何具有优先性?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应当如何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理想?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社会是否具有持久稳定性?罗尔斯试图一举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两个正义原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宪政理论的"新宪政论"。

人民法院在审理征地补偿案件中应注意的问题——基于四川省高院111份行政二审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征地补偿案件一直是司法审判实践的难点之一,这是因为征地补偿工作具有极强的地方特色,各地实践中的补偿主体不一、出台文件不一、补偿标准不一,导致了补偿内容不同、补偿款难以落实到位,严重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合法利益,并且,各地方法院需要运用不同的补偿规定进行审判,出现了当事人起诉与法院审理之乱象。因此,从审判实践中探析征地补偿案件的特点及问题仍有其必要性,这对实质性化解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保护被征地人的合法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及其与正义理论的关系

公共理性是罗尔斯在完善其正义理论的过程中提出的重要理念,但它并不是一个前后一致的理论,它只是在本初意图上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后来逐渐演变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论形态。罗尔斯之所以将公共理性理论脱离原有的正义理论,在于其正义理论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