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利益

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同时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在分化基础上形成多元结构,而多元结构的稳定性恰恰在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性,这种均衡性的实现,关键在于实现权利资源的平等分配。只有利益分配公正,多元利益得以协调共存,才能为实现和谐社会奠定基础。然而,我国社会现存的贫富悬殊、失业率高、三农问题、腐败、教育不公、社会保障体系缺位等问题表明:利益协调机制并未完善,弱势群体利益依然被忽视和剥削,致使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失衡,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潜在威胁。因此,必须通过加强立法工作,提高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力;通过建立利益表达的制度化途径,完善社会分配机制、司法救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安全阀”,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通过完善监督体系,提供反腐败效果等措施,维护利益分配的公正性,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共存,以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进入规制

在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的背景下,我国的非营利组织面临着一个良好的发展际遇,其服务、沟通功能日益彰显。该文从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进入规制现状出发,提出应当进行政府规制的改革,提高非营利组织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的自主性,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空间。

论行政改革权

建国以来,我国曾多次进行行政改革,但效果均不理想。笔者认为,未能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解决行政改革权问题,是改革成效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要使改革具有权威性、统一性、严肃性,并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首先要明确行政改革权的归属,根据其位阶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之间来划分行政改革权,并对其运行予以必要的制约。

我国精神卫生立法的价值分析

目前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工作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进展阶段 ,但是对精神卫生立法的价值问题在医学界和法学界都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从有关立法价值的基本原理出发 ,结合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分析得出了自由———权利性、公平———普遍性和救济———保障性是精神卫生立法工作所应当具有的基本价值。

论行政改革权的法制化

该文从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几次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入手,探讨中国行政改革权的法制化问题。目前,我国行政改革权的设定、归属、范围及监督等方面基本上处在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中。行政改革权的运行十分混乱。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继续顺利向前推进的一个瓶颈。我们必须对行政改革权的各个要素加以明确,使之在法制化的轨道上有序地运行。

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

维护公务员的人性尊严、保障公务员的权利是当代各国人事制度的共同趋势。公务员职务保障权救济制度实质上既是对公务员权益的保障,又是对公务员人事管理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论宪政的契约属性——本质主义和注释主义之外的宪政界定

当前学术界对宪政的界定, 遵循本质主义和注释主义两种思路, 该文从另一种思路出发, 探讨宪政的属性———契约性。宪政的精神与契约无异, 都包含主体的复数、意志的自由合意、地位的平等、互利预期、承诺和约束、和平协商与司法仲裁等因素。无论就静态的宪政而言, 还是就动态的宪政而言,都具有明显的契约性。

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的域外考察及其启示

职务常任是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世界各国大多通过各种法律规范明确公务员享有职务保障权。但是,这只是实体权利规定,权利的实现离不开切实有效的救济机制。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屏障,对公务员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文章对中国域外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所实行的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进行考察,明确指出,通过立法和实践,使公务员享有公正、有效、及时的司法救济,是实现法治、保障公务员权利的必然要求,是公务员人事管理的必然趋势。

《圣经》·儒典·民商法基本原则

学术界所谓基督教和儒文化妨碍近现代民商法发展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圣经》和儒典包含了鼓励合法的民商事活动 ,公平、诚实、信用 ,恤贫扶弱等思想 ,对近代的民商法产生了极其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

论公务员的含义与范围

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公务员的含义和范围进行过较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结论却不尽人意，未能深刻揭示公务员的内涵和外延。笔者认为，只有把握了公务员的本质特征，才能将公务员这种国家公职人员与其它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区别开来，才能很好界定公务员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明确国家与公务员的关系，使公务员的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公务员的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

论司法公正与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

作者认为 ,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不利于司法公正 ,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和法治原则的要求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 ,在我国宪法的框架范围内从司法机关领导体制、经费管理体制以及法院内部机制等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实践 。

论建立宪法控诉制度的必要性

在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原则不适应的条件下，我国确立宪法控诉体制是必然的。同时，建立宪法控诉制度有利于提高公民和国家机关的宪法意识，有利于树立宪法权威，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

公务员侵权赔偿责任的域外考察及其启示

有侵权必有责任是行政法学中的重要法则之一,世界各国大多通过各种法律规范明确公务员的违法公务行为责任。其中,侵权赔偿责任是一个重要的内容。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务员的侵权赔偿责任受到普遍重视,并在各国的行政法体制中都占据有重要地位。文章通过对中国域外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所实行的公务员的侵权赔偿责任制度进行考察,明确指出,公务员侵权赔偿责任的落实是实现公务员权责一致原则、迈向责任行政的一个重要步伐,是公务员人事管理的必然趋势。

论西方国家公务员的宪法地位

公务员的宪法地位是公务员在宪法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综合表现。西方国家公务员宪法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是西方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它具有政治中立 ,职能独立 。

法律视野下的见义勇为——基于立法进行补偿和奖励的角度

见义勇为本是一个道德术语。当下,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现象愈演愈烈,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数见不鲜,见义勇为有由道德调整转入法律调整的迫切必要。但相关地方法规的混乱不仅使见义勇为者的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也导致了实践中几近无序的局面。只有摆脱道德的视野,以立法的方式对见义勇为进行国家补偿和奖励,才有可能扭转目前的局面。

公务员在行政法中的地位探讨

行政法属于公务员普法地位的特别规定。公务员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通过行政法关系体现。公务员在内部和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完全不同。在外部行政行为中 ,公务员既不是行政主体 ,也不是行政相对人 ,而是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代理人。但是公务员在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具有主体地位。根据《行政监察法》有关规定 ,公务员的职务行为需接受行政监察。公务员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 ,但与诉讼主体的主体地位有很大差异。

依宪治国与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进一步论述了“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与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与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揭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也是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方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要的是把宪法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实行依宪治国。而要实行依宪治国，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依宪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论公务员权力的制约与保障

出于传统和我国现状的考虑，人们总是对限制公务员的权力给予更多的关注。实际上，公务员权力的保障与限制在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的作用同样重要。对公务员权力的保障，可以使公共事务的管理有效地实施，增进公共利益和福利；对公务员权力的限制，可以防止行政权力使用不当或滥用，损害人民的利益。

论国际刑法中的劫持航空器罪

劫持航空器罪,又称“空中劫持罪”、“劫持飞机罪”,是国际刑法上规定的一种国际性犯罪,是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犯罪中最为恶劣的一种犯罪。本文重点论述了劫持航空器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应该完善之处,最后,讨论了对劫持航空器犯罪的惩治原则。

宪法监督制度研究述评

1 98 2年宪法制定后 ,围绕宪法监督制度 ,学术界已出版专著近十部 ,其中的三百二十多篇论文 ,对宪法监督的概念、对象、范围、方式、模式、基础、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及制度设计等展开讨论。这种讨论肩负着制度改革和建设之理论先行的使命 ,对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深有助益。但其中所呈现的莫衷一是的局面表明 ,要完成这一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