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内外:鲁迅逝世纪念的话语生产

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在给一名中学生的复信中明确告诉对方:"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①。当作家逝世演变为公共事件,纪念文辞自然表征了左右各方对文化领导权的明争暗夺。再联系到上述鲁迅对自己著述的评价,青年刊物于其中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值得讨论。《中学生》,作为由中间立场知识分子主持,后五四时期发行量最大的学生刊物,是同类刊物中唯一在鲁迅逝世后刊载了纪念文字的杂志。编辑、作者、读者合力塑造了大写的"鲁迅"。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中学生》编辑在精英刊物和私密文体中却表达了不见容于公共大众媒体,仅属于个人的情感与观察。

张爱玲如何改写?——从《普汉先生》到《十八春》

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十八春》,通过对美国小说《普汉先生》的仿照而写成。但她从改造后者的叙事"时空"框架起步,继而加入独具特色的人物、情节,并在深层统之以自身的创作原则和理性思考,将"仿写"发展为突破,并最终超越而成为一部新作。《十八春》这部在困境中写就的长篇小说,尽管有诸多不足,仍能满足"通俗"的表里,而又突破其局限,从而具备"社会风俗小说"的理性深度和讽刺色彩。

所争非所论——三十年代文学翻译论争述评

外国文学翻译是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与文学创作一样,在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承担的严峻的现实责任,远远超过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作为一种可操控的言论手段,文学翻译成为各种思想流派有效的传声筒。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论争过程,每一种论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论争,是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翻译论争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文学翻译继续承担着改造中国的现实责任,也继续作为思想碰撞的场所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三十年代的翻译论争,描画这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主要情景,试图揭示翻译论争与思想文化流变之间的关系。

不合时宜的“死魂灵”?——论鲁迅与20世纪30年代果戈理译介

鲁迅生命的最后几年,对外应对多方论战,于内病痛愈剧,在内外交困的境况中,仍始终坚持的是对果戈理的译介,除号召优秀译者协力参与之外,更是身体力行地翻译果戈理最重要的作品《死魂灵》,促成一次翻译史上的"果戈理译介热"。鲁迅引领这次"果戈理译介热"的深层原因在于,借果戈理的优秀作品为当时的"左翼"文学阵营树立现实主义文学榜样,同时,鲁迅以自身的人生体验为出发点,以译介果戈理作为路径,暗示"不合时宜"这一文人处世和为文的理想。

接受与效果研究中的“潜文本”——文学理论与传播研究的交叉视角

传媒效果研究注重有效传播而容易造成对无效讯息的忽视,潜文本的存在作用和机制为这种过于经验化和直接化的效果模式提出了充分的理论诉求。潜文本在不同的文本场中有不同的色彩和力场,其无效果只是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的一种不被直接检测到的效果。本文结合文论视域,从效果自身、文本间性、话语主体三层面的观照要求接受研究加强对潜文本及其"无效果"的重视,把文本性还原为文本间性,把主体性还原为文本场,把显文本及其效果还原到潜文本和无效果所组构的有机文本的整体构型(formation)中。

谁的遗憾——从奥斯汀电影说起

六部与奥斯汀相关的电影:《奥斯汀书友会》、《成为简.奥斯汀》、《奥斯汀的遗憾》、《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劝导》相继问世,这一次集中的电影生产行为的深层的原因是,在当下欧美社会婚恋生活、两性关系出现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中,奥斯汀的人生经历及其作品具有启示意义,被当做寻求解决危机的方法的有力参考,因而备受关注。

“不过我没有这本领”——以《最后的一张叶子》论茅盾的复译观

1935年,欧·亨利的《最后的一张叶子》(The Last Leaf)由茅盾译出,发表于《译文》。在译后记中,茅盾基于个人创作经验,表达了对欧·亨利作品“转合大抵太巧了点儿”的不认可,亦坦承自译未能表现出小说的语言特色。对比同期张友松、许子由对此书的翻译,茅盾的译本胜在选词精确,但对欧化表达的坚持导致句段翻译上的失败。以此译本为中介,可以追索茅盾复译观的流变,其数十年间更易的背后折射出时代激流与个人理念之间的共振与回响。

《明社消息》与《开明通讯》:开明书店的两份内刊

《明社消息》和《开明通讯》是开明书店不同时期的两份内部刊物。前者发行于1940年代,后者发行于1950年。两份刊物承载了不同的历史使命:《明社消息》鼓舞了抗战时期的开明同人,为开明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开明通讯》则为建国后开明书店融入新社会作了铺垫。开明书店注重内刊并借此传承理念、发扬企业文化的做法非常值得今天的出版界学习。

视觉,不只是方法——《学做视觉民族志》导读

视觉民族志作为21世纪新兴的人类学方法,在当前的数字网络现实下,对研究者极具吸引力和挑战。澳大利亚学者莎拉·平克的著作《学做视觉民族志》回溯了此方法论感官性和反身性的跨学科理论背景。同时,平克论证了作为对运动和环境结构性记录的影像,是突破科学实证主义范式的主要动因。此外,在实践中,平克相信视觉方法要求与之相配的合作式研究关系,并提出了民族志需要持续跟踪的伦理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