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布罗茨基和美国海岸诗:洛威尔,曼德尔施塔姆和科德角

上世纪70年代早期,年轻的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流亡在外,有两位英语诗人对他影响最大:W.H.奥登和罗伯特·洛威尔。回想一下,发生这种影响并不奇怪。年轻诗人于1972年6月遭强迫驱逐出苏联时,是这两位著名诗人把他护于羽翼之下,并在他努力适应新的语言环境之际,频施善举。然而不久后两位又相继去世——奥登于1973年,洛威尔1977年——留下布罗茨基,钟情于哀歌的诗人,一边迅速地美国化,一边慢慢思索他们的离去。其他英语诗人如弗罗斯特,艾略特,叶芝,拉金,还有近年来的德里克·沃尔科特都随着时间对布罗茨基的诗性思考和实践产生影响。

论诗歌和易接近性

前年夏天,时值国会山充斥种种有关经济衰退和就业之讨论,《纽约时报》的主编比尔·凯勒给《星期日时报》;写了篇文章,遥想国会诸君能读些诗,“或能令其更具人味儿”。此举并非旨在道德上提升他们,而是有望助其“跳出框框思考”。他还在文章前面坦言,“喜欢精心炮制胜过自然表露,喜欢平易近人胜过艰深晦涩,那些心脑双重产出的诗作才真正地是我”。这是当今知识界关于诗歌的悖论:诗歌仿佛是市场上的某件物品,被拿来缓解商业阵痛;诗句不要曲高和寡,可以是新鲜的、少恭敬的、甚至古怪的,但绝不可出离象外,不要“自然流淌”。

作为行动领域的诗歌 1948年在华盛顿大学的演讲

让我们引奥登先生的一句诗开场吧,“是否我要提醒你,此身已不在埃及?”(《雄辩家》)接下来,连续一周,我要跟诸位讲一件事!深望于言毕之际,能令各位了然我意。事关诗歌这一行动领域。这是一场战役,现如今这场战役进展如何?结局又会怎样?

诗和摄影之间的随想

一家居照之一的哀伤我有一张跟母亲和妹妹的合照,当时我大概四岁,母亲约摸三十二岁。妹妹和我站的地方肯定是房前行道,背后是一排树篱,母亲蹲伏中间伸出双臂搂着分立两侧的妹妹和我。当时肯定是春天,我穿着短裤和长袖衬衫,估计是为了显得整洁,纽扣一直系到了脖子。妹妹当时大约两岁半,穿着一件长至膝盖的外套。袖子特别长。时间应该是将至正午;我们的影子在脚下连成一片。

论无有(外一篇)

我没有话题可讲,除了无有,别无所有。无有是一个话题,也不是一个话题。因为无有本身没有可供讨论的内容,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是某物的开端或序幕。可如果是某物的开端,无有在转变中岂非就不再是无有了?是的,当然,但是装扮成某物的无有却会一直提醒我们其实它是无有。这份透明感或许会迅速消退,或许是特别形式的、徒劳的假意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