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郭沫若在大跃进年代的诗歌活动——从《百花齐放》到《红旗歌谣》

《百花齐放》和《红旗歌谣》的创作与编辑是郭沫若在大跃进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诗歌活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处于整体上被改造、文学创作失去自由的环境中。郭沫若虽然有着灵魂的挣扎与困惑,但从他参与的诗歌创作和编辑工作中看,其精神的主导面,不是疏离这种严酷的环境,而是顺应和强化着这种严酷的环境。

从凤凰涅槃到炉中之煤——郭沫若晚年行为的心理动因试探

郭沫若早年具有鲜明的叛逆性格,晚年却变得顺从、依附。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固然与外部环境相关,更与郭沫若自觉的人格定位有密切关系。本文结合郭沫若在"文革"初期的自我批判、在"批林批孔"中的自我否定以及对山西大寨的特殊情结,探讨了郭沫若晚年行为的心理动因。

刘福传略

一九八七年七月,交城县下关晋峰砖机厂厂长刘福,在《中国乡镇企业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中央电视台经济部三家新闻单位联合举办的当代中国优秀农民企业家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优秀农民企业家.是年秋,他作为全国一百名优秀农民企业家之一,出席了全国农民企业家表彰大会,并接受了国务院领导同志颁发的“荣誉证书”.荣誉与知名度是成正比的.从此,各种荣誉身份便向他蜂涌而至.他不断被评为县、地区、省的先进工作者、劳模、优秀农民企业家;并当选为县个体协会副会长、省个体协会常务理事,省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 每个人,来到这世上只有一次,并且是一次不可重复的存在.刘福作为一个农民企业家,他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一个和八个》与郭小川的命运

郭小川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触及了一个非常大胆的题材。如果说它写于1957年上半年是因为有"双百方针"的大氛围,那么,他在1957年底非常严峻的形势下定稿并希望发表,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1959年反右倾时组织批判后,郭小川为什么没有受到任何行政处理?本文试图回答以上问题,以揭示有关郭小川命运的主客观原因。

我与口述历史

我是怎么介入口述史的 我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的教师,专业是中国当代文学。我的第一本口述历史专著是《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 在此之前，1990年代我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录》的影响，做过关于右派的专题采访，写成一本书叫《凝望夕阳》。这本书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文集。大部分篇章采用了人物专访的新闻体裁，只有少数篇章采用了口述历史体裁。但采访过程给了我很大启发。这时，我已经知道口述历史，就是通过采访历史当事人，用文字、声音、影像等手段记录已经发生过的人们生活中的事件和活动。它要求还原历史发生的真实景象。口述历史是采访记录者与讲述者双方合作的产物，口述者和采访者不能是同一个主体。口述历史的表达方式可以用受访者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呈现，也可以用采访者与口述者对话的方式呈现。

“潜伏者”黄慕兰

今年2月，已110岁高龄的黄慕兰去世了。这位人瑞，1926年参加中共，1955年因潘汉年案牵连，被监禁、审查20余年；出狱后奔波10年，为自己和同人洗冤申辩。90岁时，动手书写自传，105岁时终得付梓出版。有人说她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我觉得她的一生不如说是革命的一个注脚。当宏大的进行曲行将谢幕的时候，

祖父印象——黄且圆访谈

黄且圆女士生于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她的祖父黄炎培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开创者，也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她的父亲黄万里是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在江青那里工作的日子——杨银禄访谈

丁东：您是哪年担任江青秘书的？ 杨银禄：我是1967年底去的，1973年6月份走了。1973年8月份开“十大”，我已经去了学习班。学习班大概两个多月，我又休息了两个月。家也搬了，原来我爱人在钓鱼台工作，也不准在钓鱼台工作了。我们就住在钓鱼台的北边，那儿有钓鱼台宿舍。上边说我“有事了”，钓鱼台方面也不知什么事，就不让我爱人上班了。

公共知识分子漫谈

李牧之：十九世纪中期，别尔嘉耶夫在一篇文章中引出了知识分子这个词；1998年法国的德福雷斯事件中，左拉写出《我控诉》，其后雨果等大批的知识分子应和；1919年3月16号以罗曼●罗兰为首的多国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个《精神独立宣言》，这一宣言被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准生证。

周家往事——对话周启博

安徽东至周家,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迹的家族。第一代周馥出任封疆大吏,推动口岸开放通商;第二代周学海、周学铭皆为光绪年间进士,周学熙为近代工业先驱、教育先驱和民国财政总长;第三代周叔弢为实业家、收藏家,周叔迦为佛学家,周明达为数学家;第四代更出了周一良、周珏良、周艮良、周杲良、周以良、周治良、周景良、周震良、周煦良、周炜良等各界学者专家,蔚为大观。

我眼中的丁玲与陈企霞——徐光耀访谈

邢:徐老师,您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写得很精彩,已引起广泛的关注.近几年,有关披露"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的文章不少,但仍有让人难解的疑点.在阅读您的文章的过程中,我也产生了一些联想和问题,想与您探讨一下.

与胡平对话

留学生出国热,最初可以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一种标志。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先生一直关注着中国留学生出国现象。10年前他的报告文学《世界大串联》,就是对一种开放、流动着的文化现象的展示和评述,在国人中引起了较大反响;10年后,他的《移民美国》一书,可被看作是再谈“

自然之友的绿色忧思——与梁从诫对话

A(邢小群,北京《华人文化月刊》主编助理):看了您主编的《地球家园》,觉得印刷十分精美,很好看。您曾说,如果孩子没有一颗绿色的心,我们就没有绿色的未来。我还看过您母亲林徽因的选集,其中有您的一篇很长的回忆文章。有些好奇,您是怎么和自然问题发生联系的呢?听说您在从事地球资源和环境保护的事业,所以我来采访,请您谈谈您的自然观、绿色文化观。B(梁从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自然之友"会长):这个话题太大。我是学历史的,不是专门搞环境保护的。

大记者戴煌

有人说,戴煌是新闻界一棵常青的良心树。这一点都不过誉。因为没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去做人,去做记者。 80年代以来,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的工作,几乎都是与昭雪一个又一个冤假错案连在一起的。其中有的是为死去的冤魂昭雪,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浮雕塑造者高庄教授,比如江西青年思想者李九莲;有的是为活人洗冤,比如被诬“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的原公安部副局长丁兆甲,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定无罪、地方某些部门却坚持要逮捕的阎少卿;有的是为正义鸣不平,比如写了很好的小说《穷棒子王国》却在法院败诉的作家古鉴兹;

教师的两难

从前我在大学里教中文。后来不想教了。编了几年杂志。不想教的理由是与学生的代沟越来越宽,上课讲到得意之处,不见呼应,未免有些失落。现在,我又回到大学教书,一方面觉得年龄大了,还是学校更适合自己;一方面现在的大学生和我孩子的年龄差不多了,面对他们,就像面对儿女。但是,才上几天课,新的苦恼又来了。现在的大学,强调标准化考试。教学有即定的大纲不说,考试还得从题库里出题,理科如此,文科也如此。这就把我难住了。不按这个套子讲吧,学生考不及格,当下就对不起学生;按这个套子讲吧,这不是我的研究体会。不把学术界更新的东西告诉他们,长久对不起学生。

重塑银行与企业的关系——访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

国有企业破产——究竟破谁的产 ▲银行承担国有企业破产的行为能力是有限的 ▲把银行当作“二财政”

董辅谈市场经济中的公平与效率

董辅谈市场经济中的公平与效率市场经济尤以竞争为其有效运作的内在机制，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促使效率提高，资源配置优化。而竞争又是由人们对获取更多收益的追求而驱动的，为此，必须允许人们在收入上有差距，否则就不会有竞争。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和效率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