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与死之间:像孩子一样脆弱忧伤——解读余华长篇小说中的父子关系

余华早期先锋小说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用冷静的语调叙述有关社会与人生的残酷事实,而作家后来在其长篇小说里却更加注重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医治人们在历史进程中所受到的伤害,其中情感浓度较高的是他对父子关系的书写。他笔下的父子经常处于绝对残酷的生存环境中,由此父子关系在死亡的恐惧之下不仅丢弃了“血缘”的规定性特质,而且颠覆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以俄狄浦斯阶段为必经之路的父子关系的模式。余华在其长篇小说中建构的新型父子关系越来越趋近于“共生”状态,作家如同一个没有实现“成长”的孩子,徘徊在极致的痛苦和理想的情感之间,努力疗愈历史、现实和命运给人带来的伤口。

苏童笔下主体位置的合法性危机——谈《河岸》与《黄雀记》

苏童20世纪90年代以来写作的长篇小说专注于在宏大的历史将要淡出人们的记忆之际,从现实中把它召唤回来。在《河岸》和《黄雀记》中,苏童把历史变成“缺席的在场”和“幽灵的复归”。两部小说都有沉重的开头与轻飘的结尾,作家在关键处以其抒情化的笔锋轻轻荡开。苏童选择这种书写方式的深层原因来自于主体位置的合法性危机,人物无法在历史中确认其位置,在现实中便无所适从。

百年奔波: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情动与行动

刘震云在他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里书写了普通中国人百年来四处奔波的生存处境和生命体验,他们辗转各地,为了谋生也为了寻找令人安心的家园。小说通过人物的流动开拓出与其相关的空间,由于人物十分在意自身情感与不同空间的互动和感应,空间便与身处其中之人的心境相连,其能量由人的行动带入,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行动。人物的奔走包含了“情动”与“行动”的双重指涉,他们因情动而行动,在行动中产生情动,这情动又促成了新的行动。刘震云模仿了这个过程,以整部小说创造了一种动态的叙事形式。

《水泥花园》:“异托邦”里的安全感与“绝妙的暴行”

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水泥花园》用精炼简洁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恐怖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恐怖之处既来源于冷酷的社会也来源于复杂的人性。小说里人物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建构一个不同于外部世界的“异托邦”,一个并不牢固、最终被摧毁的象征意义上的小“花园”,而它的解体和湮没充分展现了严整而无情的社会收容制度所实施的意味深长的暴行。

简析海子诗中的自然史观

海子的一部分短诗如《活在珍贵的人间》《历史》和《重建家园》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本雅明谈到的“自然史”的观念。本雅明反对宗教的救赎历史观,试图将人类社会重新放到自然中去,客观地重新认识世界历史进程,寻觅并书写一个自然发展的而非主观臆断的历史。海子在他的诗歌中赋予了人类与自然物同等的性质,他书写的历史是在其自然史观的指导下重写的历史,他眼中的家园是人类与自然和解之后重建的家园。诗人在此推翻了人类的优越性和存在物的等级观念,摒弃了在“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之下的陈旧的历史观念。

再谈启蒙:中国人的百年启蒙之路

启蒙是现代哲学的关键问题,与“现代性”紧密相连,同时其自身具有文化政治的双重属性。如果抽象的启蒙概念必须落在具体的表现也即人们的行动成果中来彰显自身,那么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书写了现代文明史上的惊天巨变。通过百年奋斗,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启蒙之路。我们应该摆脱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的误导,重新审视“启蒙”这个议题并重新认识中国道路作为启蒙之路的重要意义,以及这条尚未完成的道路给中国带来的全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