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教育的历史进程及经验启示

国家安全教育是理解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重要线索。自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教育总体上经历了以实现国家独立和维护主权安全为导向、以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和巩固政权安全为主线、以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和维护发展安全为核心、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打造新安全格局为主题等四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的历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遵循“党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聚焦“人民安全”这一主线、把握“常与变”“内与外”两对关系。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教育的演进历程启示我们,要积极运用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来全面加强新时代国家安全教育,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教育工作新局面。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的原因再审视——基于政党政治的视角

拜登上台执政后不考虑重返TPP而是另起炉灶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政党政治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长期以来在经贸问题上形成的政策偏好、斗争妥协以及政党内派系分歧等共同塑造了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基本内容。“印太经济框架”的推出既源于共和党极力反对下美国重返TPP陷入被动的国内现实,也与民主党内激进派势力的施压密切相关,还是拜登政府谋取中期选举成果和竞选连任的产物。未来“印太经济框架”的推进落实须平衡好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作为党内反对派的民主党激进派、作为政策需求方的民众和利益集团等三种力量的压力。尽管“印太经济框架”的实际效用尚待观察,但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中国须密切关注并审慎应对。

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经济预期与威胁认知的解释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后引发东盟高度关注,但东盟各国的反应却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预期和威胁认知是影响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认知差异的两个重要变量。经济预期直接塑造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偏好,威胁认知则会影响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倾向,两者共同决定了东盟国家加入或拒绝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背后的行为逻辑。具体而言,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对“印太经济框架”持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均比较强烈,因而坚定加入该框架;印尼、泰国都谨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但前者持比较消极的经济预期、对华威胁认知趋强且在一定限度内,而后者则持比较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较弱;柬埔寨对“印太经济框架”持消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很弱,因而拒绝加入该框架。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差异化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干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有必要对东盟各国的态度立场加以辨别,诉诸精细化的应对策略。

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及应对

东盟在美国“印太经济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美国开展对华战略竞争重点争取和拉拢的对象之一。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总体上持积极认知,并采用了“借力”与“平衡”的双重应对策略,东盟与美国在该框架下围绕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等核心议题领域的合作呈明显升温态势。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形成了分化双方关系的压力,但由于该框架与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在本质上存在竞争,因此也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鉴于此,中国应理性看待东盟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合作,通过加强战略对接和提升制度合作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尽可能降低“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负面影响。

美国智库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认知评析

[目的/意义]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引起了美国智库的广泛关注,准确研判美国智库的认知,能够为中国顺利推进CPTPP谈判进程提供重要启示。[方法/过程]本文选取美国7家主流智库的18份代表性研究报告作为样本,分析美国智库对中国加入CPTPP的意图、影响及前景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剖析美国智库产生负面认知的动因。[结果/结论 ]美国智库总体上对中国加入CPTPP持负面评价,中国应理性看待这些认知,保持战略定力,并采取多种措施妥善管控好中美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最终顺利加入CPTPP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与东南亚国家的反应

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在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的同时引起了东南亚国家的强烈反应。在岛礁建设过程中,域外大国通过加强同盟关系积极介入。期间,东盟的态度逐渐趋于一致,越南和菲律宾态度强硬并加紧联合,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则致力于防止冲突升级。目前,南海局势发展超出预期,南海相关安全机制正在倒退,中国也应当做好危机管控。

印尼外交战略演进及其南海利益诉求

当前,学界对打造印尼成为"海上战略支点"的研究视角还不全面,只局限于单位和区域层面而缺乏对国际结构大背景的分析。本文则致力于从历史和理论角度综合探究印尼的外交战略演进。文章研究认为,冷战期间,印尼外交战略演进过程也是印尼外交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其中,两极结构既给予又限制了印尼外交活动的空间。因而,印尼获取地区大国和中等强国身份主要源于向西方秩序靠拢而非自身的积极努力。冷战后,两极结构解体解放了区域层次,多极格局远未建立起来。在此背景下,印尼才有机会积极利用东盟多边舞台争夺地区主导权。近期,印尼在南海政策的变化也应置于该历史背景中,它更多地反映印尼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不确定性而绝非单纯地抗衡中国。总之,中国应客观理解印尼在南海的利益诉求,准确认识结构作用下印尼的外交方式和目标。

东南亚安全治理中的私人安保公司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治理主体逐渐多元化,安全私有化趋势日益明显,而私人安保公司的出现是上述两种发展趋势的集中体现。在东南亚地区,私人安保公司逐渐成为新兴治理主体,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在地区安全治理中发挥着区别于其他行为体的作用,当然它也挑战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权,也面临暴力被过度使用以及难以规制等问题。因此加强对私人安保公司的规制、引导、监督、评估是必要且迫切的。应该将私人安保公司纳入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建构中,使其在安全治理中发挥辅助性作用,与国家相配合,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东南亚防务外交的演变与发展前景

防务外交在东南亚实践中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冷战时期,双边防务和军事合作长期在东盟成员国中占据主导地位。冷战后初期,国际环境发生巨变,东南亚地区防务合作呈现出由双边向多边扩大的趋势。进入21世纪,东盟防长会议及其扩大会议等多边防务外交机制发展迅速。东南亚多边防务外交的兴起是地区权力结构调整、中国崛起、香格里拉对话出现、地区军备竞赛等外力因素和早期东盟及东盟地区论坛一系列防务合作安排、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推动等内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应客观看待东南亚防务外交的发展前景,同时关注其对东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及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印美在南海地区的战略互动:动因、进展与前景

近年来,亚太及南海地区局势紧张使得南海成为印美进行战略互动的一个关键地区。印美南海战略互动基于双方共同制衡中国崛起的需要,源于彼此互相借重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意图,同时印美战略伙伴关系的正式化和机制化也为双方互动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在辛格政府时期,印美南海战略互动相对有限,而到了莫迪政府时期,互动频繁并不断深化。未来,印美南海战略互动将会进一步强化。然而,战略目标差异、双方缺乏足够互信、中美印三角关系互动等因素都将制约印美南海战略互动的限度。尽管如此,印美日益密切的战略互动令南海地区安全结构更为复杂,中国应密切关注。

私人安全公司与东南亚海上安保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多,对现有国家行为体的应对能力形成挑战,于是,大批的私人安全公司开始出现。近年来,安全问题私有化也发展到了东南亚地区,大批来自欧美国家的私人安全公司涉足东南亚地区,积极提供海上安全服务。一方面,私人安全公司在应对东南亚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威胁,保障海上航行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雇佣私人安全公司不仅会削弱国家对暴力机器的绝对控制,甚至可能会升级、恶化地区冲突。鉴于私人安全公司在东南亚海上安保中的双重作用,东南亚国家也相应地加强了对海上私人安全公司的管控,以趋利避害。

拜登政府“民主国家联盟”构想评析

拜登政府执政后将意识形态和民主价值观置于美国外交的重要位置,提出了"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对内重振美国民主体制、对外修复美国联盟体系、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组建"民主国家"议题联盟等是拜登政府"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主要着力点。拜登政府此举既是源于对全球民主"衰退"现实的担忧,也有回应美国国内政治现实的考虑,同时与拜登本人及其执政团队的外交理念密切相关,更是美国加强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尽管从长远来看拜登政府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存在一些有利的国际条件,但也面临很多阻碍与局限。

特朗普政府的“退出主义”外交探析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退出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的现象频繁发生。特朗普的退出举动并非孤立现象,与美国历史上一贯的单边主义倾向和"美国例外论"传统密切相关,但也体现出抨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反对美国过度战略扩张、排斥多边贸易协定以及推卸全球治理责任等有别于二战后美国历届总统的发展变化。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频频退出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深层次源于美国对既有国际制度认知的重大转变,根本上是为了迎合美国内选举政治和民意变化的需要,还与其本人的外交理念和执政风格密不可分。针对特朗普的退出举动,美国内不光忧虑,担心损害美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冲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国际社会普遍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不利于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也损害了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和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等。中国应客观理性看待特朗普的退出举动,并有针对性的做好应对之策。

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安全化建构及中国应对

安全化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的核心理论,其主要论点是安全并非客观既定而是"言语-行为"的主体间社会建构,任何问题都能被主观建构成安全问题。安全化包括三种建构路径:话语凸显与安全化启动、话语框定与安全化传播、话语定位与安全化行动。南海"航行自由"本不是安全问题,但近年来美国试图将之安全化。美国作为安全化主体,有意通过"话语凸显"方式宣布南海"航行自由"存在威胁;借助媒体载体渲染所谓的安全威胁,并进行"话语框定"将其定位成国家利益;最后通过"话语定位"采取行动措施应对,从而使南海"航行自由"迅速演变成中美乃至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美国较为成功的安全化取决于其拥有强大的传播和动员能力以及得天独厚的国内制度优势,并利用了南海安全困境下争端相关国家的忧虑情绪。鉴于此,中国需进行"去安全化"努力,促使美国的安全化只是一种主观意图。

“一带一路”安全治理中的中国私营安保公司

"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落实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安全问题。在国家传统的安全供给模式较为单一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私营安保公司已逐渐参与到"一带一路"安全治理中。参与"一带一路"安全治理的私营安保公司主要来自中国和欧美国家,它们提供安保服务的类型丰富且覆盖范围广泛,安保公司发展模式多元。中国私营安保公司在参与"一带一路"安全治理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在国际上需要与欧美私营安保公司进行激烈竞争,在地区可能受到沿线国家及当地社区居民的排斥疑虑,在国内监管理念及政策与其发展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安保公司自身起步较晚且能力不足等。

欧盟的“印太转向”:动态与评估

近年来,在全球战略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背景下,欧盟及其成员国开始集体性转向印太,欧盟版“印太战略”已经初见端倪。欧盟的“印太转向”经历了起初的谨慎观望到后来的逐步接受,再到独立自主建构欧盟版“印太战略”的演进过程。欧盟加速“印太转向”既有维护自身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显性考量,也有防止大国战略竞争所带来的“选边站”困境的隐性战略考量;既是一种适度迎合美国战略需求的被动无奈之举,但也凸显了其积极谋求战略自主的主动尝试。未来欧盟很可能在法德等核心成员国的推动下形成共同一致的“印太战略”,寻求借助美欧跨大西洋联盟、非传统安全方式介入印太地区事务。尽管这一趋势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中国仍须时刻保持密切关注并及时做好因应之策。

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动向与评估

拜登上台执政后,东南亚地区再次回到美国传统的战略视野中。为了凸显对东南亚的重视,拜登政府逐渐加大对该地区的各项投入,美国东南亚政策调整初步呈现出基本轮廓。拜登政府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接触,激活并巩固盟友及伙伴关系网络;寻求以疫苗援助为突破口,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注重补足经济短板,重塑有利于美国的地区秩序;继续强化在南海的军事挑衅,挑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对抗。尽管拜登政府的这些举措已在东南亚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其如何进一步落实仍面临着诸多限制。美国国内的政治掣肘以及资源投入有限、其东南亚政策与对华战略之间存在张力、东南亚国家对美国既依赖又忧虑的双重心态等因素,都将制约拜登政府东南亚政策的落实与成效。随着拜登政府东南亚政策的日趋成熟完善,必将加剧地区安全局势复杂化,中国须密切关注并审慎应对。

拜登政府网络安全战略的调整与中国应对

拜登上台执政后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呈现出一系列的调整与最新动向。调整网络安全的人员和机构设置、加大对网络安全的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重振与盟友及伙伴国的协同合作关系、强化与私营部门及公民社会的伙伴关系等构成了拜登政府网络安全战略的四个重要着力点。拜登政府调整网络安全战略可能加剧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对峙,双方围绕数字技术、意识形态以及网络空间规则主导权的竞争将进一步升级,最终不利于中美网络空间关系的稳定。我国须及时评估拜登政府网络安全战略调整带来的消极影响,妥善应对美国对华网络安全施压及挑战,进而有效管控好中美网络空间关系。

欧盟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探析

欧盟与美国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并呈现出一种联合趋势值得关注。文章以中国、美国、欧盟战略三角关系为视角,以欧盟为主体探讨其在印太地区与美国进行战略互动的动因基础、进展及前景。文章认为,欧美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经历了沟通、协调、采取联合行动等阶段并日益深化,虽受一些结构性因素制约,但具备达成一致的潜力,这些均加剧了印太地区局势的复杂化。为此,中国应及时跟踪研判、审慎应对,把握地区局势的发展态势,以维护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

东盟六国对AUKUS的反应差异分析——基于非对称安全依赖与威胁认知的解释

美英澳宣布组建AUKUS的举动引发东盟高度关注,但东盟各国对AUKUS的反应却存在明显差异。结构层次的非对称安全依赖和单元层次的威胁认知是影响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泰国等东盟六国产生立场差异的主要因素。印尼、马来西亚对美国的非对称安全依赖程度较低,但将地理邻近的澳大利亚视为重大安全威胁,并且担心域外大国过度介入致使东盟陷入选边站困境,因而对AUKUS持反对态度。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对美国的非对称安全依赖程度较高,且都对中国带来的“威胁”感受强烈,因而总体上对AUKUS持欢迎立场。泰国尽管对美国的非对称安全依赖程度高,但对邻国、地区大国及域外大国的威胁认知较弱,因而倾向持谨慎观望态度。东盟国家对AUKUS的差异化反应加剧了东盟内部分裂,使美国与东盟关系复杂化,也影响和干扰了中国与东盟的团结合作。由于东盟是中国应对AUKUS时的重要合作对象,因此中国需对东盟各国不同的态度立场加以辨别,进而做出精细化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