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脉根部-升主动脉段病变腔内修复的研究进展

主动脉根部-升主动脉段,由于其复杂的解剖结构及血流动力学湍流特点,使得在设计腔内移植物时,需考虑“主动脉瓣膜、双侧冠脉开口、主动脉窦部膨大、头臂干开口”等几个因素。因而被视为腔内修复最后的“禁区”,至今仍然无理想的腔内移植物能够用于此段病变的治疗,成为全球各大血管外科中心聚焦的前沿问题。现有研究方案包括Endo-Bentall法、Endo-Wheat法以及“景氏瓣窗型”移植物腔内修复动物实验等,但是主要存在个体化局限性、冠脉支架的远期通畅率不明确和移植物感染等悬而未解问题。目前尚无完善的腔内移植物或腔内手术方案可解决主动脉根部-升主动脉段病变。鉴于目前此技术的局限性和有限的临床经验,这项技术应保留给高危患者,特别是那些拒绝开放干预的患者。笔者对目前现有的腔内修复累及主动脉根部及升主动脉病变方案做一综述。

筛选与分析不同亚型胸主动脉瘤的特征基因

目的筛选综合征性胸主动脉瘤与散发性胸主动脉瘤的差异表达基因。方法选取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于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就诊的21例胸主动脉瘤患者及5例健康志愿者。应用全外显子测序筛选易感基因上的非同义突变,排除因缺乏家族成员基因检测结果而无法分组的病例(4例),结合致病突变及临床表现分组(综合征性:6例;散发性:11例)。对两组样本的信使RNA(mRNA)数据行差异表达分析,组间显著差异的筛选条件为|log2(fold change)|≥1.5,P<0.05。基于基因本体论(GO)、Reactome及Metascape数据库对差异表达基因(DEGs)行富集分析并构建蛋白互作网络,互作评分≥5者选取为核心基因。通过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验证核心基因的实际表达情况,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结果筛选出129个DEGs,富集条目主要与炎性反应及细胞外基质相关,从中选出10个核心基因。经RT-qPCR验证,发现纤连蛋白1(FN1)、核心蛋白聚糖(DCN)、胶原蛋白Ⅰ型Alpha1链(COL1A1)、胶原蛋白Ⅲ型Alpha1链(COL3A1)在综合征性TAA组中表达高于散发性组(3.333比1.052,t=2.993,P<0.05;2.643比0.888,t=5.196,P<0.05;0.962比0.068,t=2.568,P<0.05;6.844比2.513,t=2.212,P<0.05),主要与细胞外基质有关;肽酶抑制剂3(PI3)在TAA组中表达低于健康对照组(0.013比1.167,t=-6.534,P<0.05)。结论FN1、DCN、COL1A1、COL3A1可作为诊断综合征性TAA的特征基因。

胸主动脉夹层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主动脉夹层(AD)是一种复杂且致死率高的疾病,特别是胸主动脉夹层(TAD),目前对AD的认知和治疗仍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理论与实践需要借助动物模型来完成转化,由此各种模型应运而生,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要创建一个理想动物模型需先全面了解各种模型的利弊,才能取各家之长,达到自己的实验目的。TAD小动物模型主要通过化学诱导或转基因方式建模,TAD大动物模型则主要采用外科手术或腔内途径建模,笔者就以上TAD动物模型的各种建模方式作简要综述。

静脉指纹分子EphB4在移植静脉适应动脉血流环境中的调控机制

目的:探讨EphB4在移植静脉适应动脉血流过程中的调控作用及机制。方法:静脉移植重建动脉模型采用将供体大鼠上腔静脉端端吻合移植到受体大鼠腹主动脉的方式构建,实验分为单纯模型组(供体、受体均为野生型大鼠)、EphB4增强组(供体、受体均为野生型大鼠,移植静脉外膜以EphB4的配体ephrinB2持续刺激)、EphB4减弱组(供体EphB4+/-型转基因大鼠,受体为野生型大鼠),各组分别在建模后1、4周取移植静脉行组织病理学检测;分离并培养野生型及EphB4+/-型大鼠静脉内皮细胞,比较两种细胞在相同浓度ephrinB2刺激下,EphB4膜受体(EphBR)及下游传导通路ERK1/2的磷酸化程度及细胞迁移能力。结果:与大鼠正常上腔静脉比较,各实验组移植静脉的内膜+中膜厚度、平滑肌肌动蛋白、胶原纤维含量均明显并逐渐增加(均P<0.05);建模后1周,以上指标的增加程度在各实验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建模后4周,EphB4增强组以上指标的增加程度均明显低于另两组(均P<0.05)。相同浓度ephrinB2刺激下,EphB4+/-型大鼠静脉内皮细胞的EphBR与ERK1/2磷酸化程度、EphB4 mRNA转录活性、迁移能力均明显低于野生型大鼠内皮细胞(均P<0.05)。结论:静脉分子指纹EphB4的表达量可能对移植静脉重塑的走向起关键作用,机制可能与其通过ERK1/2途径影响内皮细胞功能有关。

单分支主动脉覆膜支架修复伴锚定区不足的急性Stanford B型夹层:附8例报告

背景与目的:单分支型主动脉覆膜支架及其传输系统是近年国内研发的新型支架系统,适用于锚定区不足的主动脉夹层,是累及左锁骨下动脉(LSA)主动脉夹层的新选择。笔者通过总结使用该支架系统行胸主动脉覆膜支架腔内隔绝术(TEVAR)治疗锚定区不足的急性Stanford B型的病例,评估其近期效果与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4月-2020年1月,在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血管外科采用Castor■一体化分支型主动脉覆膜支架行TEVAR的Stanford B型夹层伴锚定区不足的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手术过程及围手术期并发症情况。结果:8例患者中,男7例(87.5%),女1例(12.5%);中位年龄42 (33~64)岁;BMI (25.5±3.8) kg/m^(2)。8例均成功植入支架,初始技术成功率100%,无围手术期死亡及神经系统并发症,无I型内漏。平均住院时间为(14.8±3.7) d。平均随访时间为223 (60~370) d,所有主体、分支支架血管通畅、无相关I和III型内漏,无神经系统并发症,无左上肢缺血表现。结论:应用单分支覆膜支架行TEVAR治疗Stanford B型夹层伴锚定区不足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中远期疗效有待随访。

肠道菌群代谢衍生物氧化三甲胺在动脉损伤后新生内膜增生中的作用及机制

背景与目的:以新生内膜高度增生为特征的血管负性重塑是动脉缺血性疾病血运重建后再狭窄的主要原因,目前抑制新生内膜增生的方法在临床上的应用效果并不显著。研究发现,肠道菌群相关代谢产物氧化三甲胺(TMAO)与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存在关联,但TMAO水平与动脉损伤后重塑过程的关系目前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在动物模型上探讨TMAO在动脉内膜特异性增生中的作用及机制,为研究动脉损伤后再狭窄问题提供参考方向。方法:选用50只SD大鼠,其中10只作为正常对照组,其余40只大鼠构建腹主动脉球囊损伤模型并随机均分为4组,然后分别给予普通喂养(模型组)、1.5%TMAO水溶液喂养(TMAO增强组)、1.0%DMB(TMAO生成抑制剂)水溶液喂养(TMAO抑制组)、正常大鼠粪菌提取液灌肠(粪菌移植组)。术后4周取动脉血,用LC/MS测定血浆TMAO浓度;取损伤段腹主动脉,用HE、EVG染色观察病理学变化、CD31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标记阳性内皮细胞、Western blot检测eNOS和eNOS在丝氨酸第1177位点磷酸化(p-eNOS Ser1177)的表达、免疫荧光测定ROS表达量。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其余各组血浆TMAO浓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损伤段血管内膜增生、弹力纤维破碎与丢失,其中TMAO增强组的变化程度最大,模型组其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TMAO抑制组与粪菌移植组部分变化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各组血管CD31阳性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各组血管总eNOS表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各造模组p-eNOS Ser1177表达量及ROS阳性细胞数均较正常对照组降低,且变化仍为TMAO增强组程度最大,模型组其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TMAO抑制组与粪菌移植组p-eNOS Ser1177表达量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粪菌移植组ROS阳性细胞数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动脉损伤后有TMAO水平的升高,TMAO能促进动脉损伤后的负性重塑,其机制可能与其通过eNOS-ROS途径促进内皮细胞病理性迁移增殖,从而加速新生内膜的增生有关。

动静脉特异性内膜增生信号通路的研究现状

动脉与静脉不仅仅存在结构与功能的区别,两者更具有基因水平上的差异,分子指纹EphrinB2/EphB4在血管生成和重构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选择性干预EphrinB2/EphB4信号通路上的某一环节可能有助于治疗动静脉特异性内膜增生,因此,对EphrinB2/EphB4的表达调控以及相关信号通路的研究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