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与日本学术资源中介的关系,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实证的方法,经具体的对勘比照,探研其与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西洋上古史》及其他日本史家与史著的关联,通过众多的例证与比喻的分析,以更明晰地揭示其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阐明其新史学的来源具有多元采撷的特征,从而在更广阔的语境中予以把握,厘清其间复杂的关联与思想脉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从《西行漫记》的一处误译谈起

毛泽东早年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见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所撰《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但由于人名的误译,造成了学术界研究中的错误认知。本文对此作了考证与论析,既以澄清史实,纠正讹误,也期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时期毛泽东实际的思想状况及其后逻辑的发展。对毛泽东由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由原先主张“温和”转向“激烈”,也作了新的探研。

新史学思潮经世功能的再考察

在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中,关于史学经世功能的认识,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极端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由于以政治性、功利性取代了求真与学术性,无暇顾及学术上的追求,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急功近利和学术庸俗化的偏向。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因长期受到政治标准第一的评价尺度和思维模式影响的缘故。

《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新发现

《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新发现邬国义《通鉴》编修有其书法凡例。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司马光的曾孙司马渡曾据光的遗稿，摄取分类＂为三十六例＂，编成《通鉴前例》。但流传至今的《通鉴释例》残阙严重，唯有十二例仅存。由于所存无几，难窥全豹，因此后人研究《通鉴》书法...

旅欧期间周恩来批判的“三泊”是谁?——兼论周早期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

旅欧时期,周恩来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了《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等文。然而长期以来,他所批判的工余社"三泊"究竟是谁,却一直未获解决。本文通过多重论证,破解"三泊"实即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并在此基础上,兼论周恩来早期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

近代海派新闻画家吴友如史事考

吴友如是近代著名的新闻画家和风俗画家,其主绘的《点石斋画报》风行一时。但是,现在一些有关吴友如的传记材料,多模糊影响之谈,缺乏有力的实证说明。通过发掘、梳理当时的报刊资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吴友如逝于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1894年1月17日),而非《辞海》等所说的"约1893年"。第二,1886年夏,吴应曾国荃之召至南京绘《克复金陵功臣战绩图》,一年多后完成画作,复返《点石斋画报》。并无所谓入宫作画之事。第三,1890年10月,吴自创《飞影阁画报》,出版90期后,于1893年3月转让。

郑观应《救时揭要》新考及集外佚文

《救时揭要》是反映郑观应早年思想的重要代表作。其中至少有12篇刊登于《申报》,另有原载于《申报》而后来未收入《揭要》的遗篇;在《揭要》总计24篇文章中,则有20篇之多撰于1870年代初期。因而,《救时揭要》主要是反映郑观应1870年代初期思想状况的作品,而非如以往所论认为是反映其1860年代(少数1870年代初)思想状况的论著。同时,新发现的郑观应散落在集外的一些重要佚文和诗歌,为进一步推进郑观应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

《申报》第一任主笔蒋其章卒年及其他

蒋其章作为《申报》创刊时的第一任主笔,其卒年仍是一尚未获解决的问题。文中以新的资料,据晚清词人王以敏《檗坞词存》"哭蒋子相"的词作,及蒋氏同僚赵国华《青草堂补集》所撰的一副挽联,论证其于光绪十八年正月十五日(1892年2月13日)元宵节逝世,享年仅五十岁。对其后期在山东巡抚幕府及在济南交游的情况,也作了新的考述。

青年吕思勉与《中国女侦探》的创作

吕思勉是现代著名的史家,然鲜为人知的是,他在青年时代还写过一部名为《中国女侦探》的小说。本文通过具体资料,论证署名"阳湖吕侠"的作者实即吕思勉。由此不仅揭示了一篇久觅无着的吕氏佚作,为我们提供了可资研讨其早年思想与活动的资料;以近代小说史研究而言,则解决了一项长久以来未获解答的疑难,使这部笔名"吕侠"的小说有了明确的作者归属。

《天演论》慎始基斋本探研

本文通过对《天演论》慎始基斋本及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严复手批校样本的考察,结合严译《天演论》手稿,与吴汝纶等人的交往书信,探讨了《天演论》早期的版本源流及其相互关系,阐述了严复翻译、修订《天演论》的具体过程及思想演变,论析了其重要价值与意义。

民初小说理论：管达如《说小说》与吕思勉《小说丛话》新探

民国初年,管达如与吕思勉分别发表了《说小说》与《小说丛话》,这两篇论著在近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意义,但有关前文作者的身份和事迹,以及两文之间的联系等,都还有值得重新探讨的余地。前人已注意到两文在思想、内容乃至文字论述上因袭雷同的问题,吕思勉有关遗稿的发现,出人意料地使我们对于这一问题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有吕氏手稿为证,吕思勉至少撰写了《说小说》一文中的两章,《说小说》由管、吕两人合撰而成,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而吕思勉在写《小说丛话》时,袭用、改写自己前面所写的文字内容,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在汉译西文美学、文艺理论译本十分稀缺的情况下,吕思勉撰写有关小说理论方面的文章,也当如他教商业经济、商业地理那样,"参考"了"日文书"方面的一些论著,而他的一些西方美学、文艺思想,也应是经此中介而得来的。

《申报》初创:《地球说》的作者究竟是谁?

1872年《申报》创刊首月刊载的《地球说》,被称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次"见诸报端的天文地理知识"的大众科学启蒙。但是,关于其作者究竟是谁,却是一个百年未解之谜。根据同治年间刊本《诂经精舍三集》等资料,我们可以肯定《地球说》的实际作者并非是《申报》主笔蒋其章,而是浙江杭州诂经精舍的青年学子高云麟。

湘灵子韩茂棠剧作小说考述

1907年秋瑾被杀后,萧山湘灵子韩茂棠(天啸)所撰的剧作《轩亭冤传奇》传诵一时。除此之外,在二十多年的笔墨生涯中,韩氏还撰有多种传奇、弹词作品和小说,然长期以来因资料湮没而鲜为人知,也为历来的研究者所忽视。经追访考寻,韩氏创作的传奇、弹词计有《爱国泪传奇》《苦海花传奇》《昙花梦弹词》等五种,小说则有《桃花血》《寡孀泪史》《名姬惨死》《战场喋血之惨史》及《新武林潮》等十余种,可说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小说家。其前期写作的主题及阐发的思想,大多集中于民族、革命、自由、独立与女权诸方面,反映出在辛亥前后的一段时期,其感怀时局、痛心国事的爱国情怀;展现出韩氏一腔热血,谱写时艰,及其爱国爱民的一片热忱。其写作风格,也充满了慷慨悲壮之气,表现出豪放雄奇的特点。而其后期写作则失去了直面现实的勃勃生气与锐气,思想意义有所削弱。

刘恕与古史研究

刘恕的《通鉴外纪》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古史名作,在先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其中表现出他考知古今变化的历史观、民本思想及人物评价标准等,值得认真的探讨和研究;书中怀疑批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构成宋代疑古之风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后来疑古思想的重要资源。

论《通鉴》的“著生民之休戚”

"著生民之休戚"是《通鉴》两大著述宗旨之一。司马光明确提出这一命题,构成了《通鉴》史学的重要内容与特色。具体考察《通鉴》叙述"生民休戚"与"国家兴衰"的内在关联,论析司马光关注、重视民生诸问题,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社会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由此构成了《通鉴》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并进而揭示、分析其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再谈鲁迅诗“西游演了是封神”——对倪墨炎先生的一个回应

关于鲁迅1931年《赠日本歌人》诗中“西游演了是封神”的诠释,各家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倪墨炎先生在《鲁迅旧诗探解》中,对拙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本文对其质疑作了回应,以新的史料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论近代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兴起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由多种层次的社会成员、学术流派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建构而成。它反映出中国近代史学观念的变异和局部的转化,并具有一些共通而又同中有异的特点。在治学精神和学风、思想、方法论层面及其表现形式上,均展现出一种崭新发皇的气象。以往过多地强调经世史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颇失之片面。龚、魏等提倡今文经学的公羊学说,既有其标新主变的一面,也有为指陈时政张目,流于穿凿附会,曲解学术之弊。不看到其间的复杂性,就难免有简单化的倾向。

《后汉书》标点一误

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孝和帝纪》李贤注引《谢承书》有如下一段文字: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补临武长.县接交州,旧献龙眼、荔支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照点校者的理解,所献之物为“龙眼、荔支及生鲜”.按《后汉书》正文说:“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只讲献龙眼和荔支,并不及其它.那么,这里的“生鲜”究竟指什么呢?如果“生鲜”是指时鲜水果总称的话,既已讲“旧献龙眼、荔支及生鲜“,又紧接“献之”两字,与上文、“献”字重复,再讲“驿马昼夜传送之”,行文冗沓.如果删去“献之”两字,于意无妨,文字岂不是显得更为清通吗?仔细推敲,觉得标点有误.

论求真与非功利主义思潮

中国的史学观念，自古以来以经世明道为主，然而到了20世纪初，这种历史观受到了冲击。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之后，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了一股鼓吹“求真”与非功利主义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