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征胥浦汉墓竹简《先令券书》未释县名辨析

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竹简《先令券书》1号简中的“■”字,以往释作“亥”“定”“仄”“昃”“今”“乞”诸字,皆未安。从字形、文例、文意来看,该字应释作“與”,读作“舆”,意指舆县。《先令券书》首句释文应改作“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與(舆)高都里朱夌,庐居新安里”。101号墓所在之地为汉代舆县都乡高都里,舆县城址当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研究

长沙东牌楼所出东汉简牍《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是有关亲属间诤田并最终达成和解的文书案卷,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当时民事诉讼与和解的实态,学界在对此文书的文本解读方面颇有分歧。但从该文书的结构和内容来看,本文书应该与"列言"文书相类;原释文存疑的"娨(?)取"之"娨"字,应是"娉"字,"娉取"即"聘娶";李升的身份为"民",而非"赘婿"。

秦汉时期民众的法律意识

秦汉时代,民众对法律知识有着广泛的了解,已经形成了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意识,即便是在复仇风俗的影响下,不少人出于"私义"走上复仇之路,但是在完成复仇行为之后,许多复仇者主动选择就"公法",向官府投案自首,接受国家刑律的制裁;民众熟知许多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律规定,普遍懂得利用法律手段、诉诸官府来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民众也有较强的法律参与意识,他们通过对执法官吏的毁誉评价、对重大案件的关注论议、集体或个人诣阙告诉、为人"讼冤"等各种途径表达自身对法律的诉求和执法官吏的期待。

居延新简释文补遗

目前公布的居延新简释文仍有未安之处,需进一步校订。其中E.P.T16:3简应改作"月壬戌以前,自殊死以下";E.P.T40:64简应改作"大聚土,占客在门,所为来者言";E.P.T43:175简应改作"以取妇、嫁女、祠祀、远行、入官、迁徙";E.P.T43:306简应改作"更始元年正月壬午朔己酉,令史业敢言之:乃戊申直符,谨行视,臧内户封皆完,毋盗贼发者,即日平旦付令史严。敢言之";E.P.T43:325简应改作"造史为官署掌";E.P.T2:30简应改作"造令史上造范护自占书功劳……官造令史二月二十日"。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释文商榷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置吏律》219—220号简"毋得径请者径请者罚金四两"一句中第一个"者"应读作"诸",全句应改读作"毋得径请。者(诸)径请者,罚金四两";《户律》317号简"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稾"之"自"字应改释作"受",全句应改读作"卿以上所受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稾";《户律》318号简"有籍县官田宅"之"有"应读作"又",意指"同时又要对可供官府支配和分授的田宅进行登记造册"。

试析秦始皇“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云梦睡虎地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相关资料显示，统一之前秦国的赦免举措似乎是一种常态化的做法，且有相应的制度，秦王政时期亦曾多次颁布赦令。因此《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于是急法，久者不赦”，意指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十余年间未行赦免，并不是说秦始皇在位的三十多年里不曾颁布过任何赦令。秦始皇刻薄寡恩的暴君形象，可能与历史真实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包含了历代尤其是汉初“过秦”思潮之下刻意塑造的成分在内。

“合檄”試探

“合檄”之名,屢見於居延、敦煌等地所出簡牘之中,但因相關資料的匱乏,一直無法弄清其具體形制和樣式。近年刊布的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包含兩種形制比較特别的簡牘,整理者分别稱之爲“B型封檢”和“C型封檢”。B型封檢兩側向下傾斜,封泥槽居中,有間隔三道槽;C型封檢形體較大,文字書寫於槽内,部分簡字數較多,書寫規整,有完整内容。二者顯現出一種組合關係,即可用契合的方式進行封蓋。雖然在這批簡牘中没有找到二者能够完全契合的實物,但根據簡影圖版、簡文内容、封檢形制、封檢書寫格式以及實物檢測等方面來看,這種所謂契合式的封檢形制,很可能是“合檄”的形制和樣式之一。

《甘露二年御史书》校读

1973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在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1号探方中发现三枚木牍,编号为73EJT1:1~3,内容系在全国范围内搜捕犯有大逆无道罪的惠的同产女弟丽戎的一份逐验文书。①1974年在破城子(汉代甲渠候官所在地)43号探方内发现了一枚残牍,编号为EPT43:92,内容与前者相似。②二者应是同一份文书的不同抄件。此即《甘露二年御史书》。这件文书发表之后,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

赦令与汉代政治的良性运行

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

2011年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科研究综述

2011年度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各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出版了大量报告、专著和论文。秦汉史研究仍以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的结合为主流，这一点在日本、韩国等海外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

汉代士人“移风易俗”理论的构架及影响

汉代士人“移风易俗”理论的构架及影响孙家洲邬文玲早在先秦时期，风俗问题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仅有对各地的物产、方言和音乐等各种外在的、有形的风俗事象的记录，而且出现了某些片断的、但却是导夫先路的论俗之见。尤其是儒法两家着眼于风俗的作用及其与政教、法令...

簡牘中的“真”字與“算”字——兼論簡牘文書分類

出土简牍文字的释读是简牍学中最为基础的工作之一。释文的正确与否，关系到能否准确地理解简文的原意，对于利用简牍资料进行学术研究或者历史问题探讨，尤为重要。只有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

雍正朝养廉银制度及其历史作用

养廉银制度是清朝独创的一种财政制度,从雍正元年(1723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这一制度延续了将近两百年之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发生过一定影响。 康熙(1662—1722年)期,各种社会弊端日益暴露,尤其是吏治的日趋败坏、财政的亏空和人民的不满日益加深,从而危及到清朝的统治。康熙帝晚年,虽已洞悉弊情,但却不及亲手予以解决。 雍正帝即位以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针对不合理的低俸制度和地方财政制度所带来的弊病,大力倡导养廉银制度。 养廉的起源,由来已久,早在满州贵族入关以前,关于支给官吏养廉的记载,便已见诸正史。清朝初年,直省官吏沿袭旧例,于正俸以外,私取养廉。康熙帝虽默认其事实,但由清廷或上司正式议定养廉银数,使其制度化、公开化、合法化,则实始于雍正(1723—1735年)初。

“出土资料与战国秦汉社会转型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

2013年11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学刊》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出土资料与战国秦汉社会转型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开幕式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秦汉室副主任邬文玲主持，《浙江学刊》杂志主编徐吉军、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秦汉室主任杨振红先后致辞。杨振红在致辞中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阐明了会议的主题及预期目标，指出：从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发端，至秦汉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体制，对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枚新莽時期的文書殘簡

居延新簡E.P.T59:697號由於墨迹漫漶,很多文字模糊難辨。參照整理者的釋文以及學者們已有的校補意見,通過細審圖版、揣摩文意并結合相關文書格式和歷史背景,基本可以辨識出該簡的所有文字爲:“司徒將軍尋、隆新公大司空將軍邑移雍州牧、西部監,告西河、武威、上郡、金武〈城〉張西海遠大尹:詔書圖北牧之界,且先起西河竟城以西,至於張掖後部澤城,以屬内鄣。”該簡的年代範圍大體可以推定爲新莽始建國三、四年間,簡文内容很可能與當時新莽征伐匈奴的戰略部署以及“分州正域”的舉措有關。

里耶秦簡所見“户賦”及相關問題瑣議

一秦漢時期的户賦問題,素有争議,不少學者都曾撰文討論過這一問題。①人體說來,以往的争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秦漢時代是否存在"户賦"。隨著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和張家山漢簡的公佈,這一問題得到了解決。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在解釋何為"匿户"時提及"户賦",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金布律》中則明確出現了"户賦"名目。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釋文補遺

本文主要考察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96、142、148、205、275、328、363、408、411、412、490諸簡的釋文、句讀以及相關問題,校補釋文“審”、“各”、“勿”、“隨”、“迹”、“窮”、“追”、“或”、“赦”、“不”、“行”、“過”、“輒”、“户”、“皆”、“錮”、“繕”、“治”等18處,并訂正幾處句讀。

天長紀莊漢墓墓主人姓名試探

安徽天長紀莊漢墓所出漆耳杯、漆盆、漆盤等漆器内底側有墨書銘文“謝子翁”三字,而同墓所出木牘書信的收信人大部分爲“謝孟”,二者是否爲同一個人,何者爲名,何者爲字?本文通過對漆器銘文、木牘書信稱謂等的考察,初步認爲該墓墓主人姓謝,名孟,字子翁。

天長紀莊漢墓墓主身份蠡測

安徽天長紀莊漢墓出土了大批遺物,其中尤爲引人注目的是木牘文書,大多爲墓主收到的私人書信,也有户口簿、算簿等公文書。墓主身份的確定無疑有助於解讀這批木牘文書的内涵。本文通過分析墓中所出隨葬器物、木牘文書以及墓葬形制等所包含的信息,對墓主的地位和具體身份作了進一步的推定,認爲墓主生前可能曾任縣功曹一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