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东方学视野下的帕维《西游记》译介研究

本文尝试分析泰奥多尔·帕维于1857年对《西游记》前六回所作的译介,并揭示法国汉学界在东方学整体视野下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模式之一。帕维成长于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此时东方学的发展受到浪漫主义的推动,得到社会显贵的支持,为《西游记》的翻译提供了客观条件。帕维翻译所使用的《西游记》文本为清朝流行的证道本和真诠本,尽管这两个版本对《西游记》作出了有关金丹大道的解读,帕维却视《西游记》为佛教小说。该见解看似荒谬,但联系当时东方学内部印度学和汉学的发展情况,实则情有可原。此时法国学界对于中国道教和汉传佛教的研究不够深入,所以过分强调印度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塑造。另外,法国学界的研究敏锐地揭示了印度传统对于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的影响。

跨信仰的经典翻译何以可能?——李提摩太《大乘起信论》英译研究

李提摩太作为活动于晚清中国的传教士和政治家,翻译过中国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但他的译文带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因此引起了中国佛教界的抗议。本文旨在探讨李提摩太译文中知识和信仰是如何交织的,以及这一现象蕴藏的跨宗教问题。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梳理李氏的《起信论》英译的历史社会背景:当时英国学者对于佛教的认识、李氏佛教知识的来源、他与杨文会的相识与翻译合作,以及当时中外读者对其译文的看法;其次围绕《起信论》中两个关键概念,“真如”和“心”,揭示李氏通过引入柏拉图哲学和“道成肉身”思想,完成《起信论》英译中的基督教神学建构,即使其代价是使文本偏离了原本的佛教思想;最后阐释李提摩太信仰和知识的立足点位于基督新教自由主义神学和欧洲东方学之间,而这两者正是英国社会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精神危机的回应。事实上,李提摩太的宗教信仰限制了译文中的知识生产,该话语实践的结果和他在中国试图实现社会福音的初衷都是源于基督教信仰,而佛教知识被扭曲则揭示了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权力关系问题。

法国知识空间中的《西游记》:从耶稣会士到泰奥多尔·帕威

本文旨在以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科学知识史角度来研究《西游记》在法国19世纪的知识空间里的位置。笔者追溯了从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到法国大革命后现代学术体制建立这一历史进程中,从传教士汉学到体制语文学的诞生,西方主体看待中国的目光形成的经过。自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以来直到19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的范式逐渐形成,在其中解释自然发展(以林奈和布封为例)和研究人类精神(以孔狄亚克和孔多塞为例)的知识互相交织,乃至于在两者间难以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另一方面,王权和教权也逐步让位于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从而提高了知识的形式化程度。西方首位体制汉学家雷慕沙的法兰西公学院就职演说就是上述现象的一个例证,该演说说明了当时的汉学知识正是处在如此的自然—人文知识型中。而以首位注意到《西游记》法国东方学家泰奥多尔·帕威为代表范例,笔者着力于揭示法国汉学界对于该小说的认识是如何被安置在19世纪法国的人文科学的整体场域里。在这个为历史进步论(人文知识)和科学人种观(自然知识)的思想所占领的场域,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被这两种主流思想排挤到了宏伟的知识地图的边缘地带。在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中,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知识话语的流通而衍变,也应该包括王权和教权的起落和学术体制的建立。

我眼中的写作

海德格尔认为：人生此在即是被抛。“被抛”比“被悬置”更不具根基，更缺乏稳定性。没有根基即为悬浮。历史上总是不乏这种言论：“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飘忽不定是我们的处境。“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我们置身于一个大风箱中。被强劲的风肆意吹拂，莫知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