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来自西部山区农户的证据

本文从理论上研究了家庭收入来源的增加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基于西部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家庭外出务工收入和贫困脆弱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西部山区农户的外出务工收入增加可以降低因农业收入损失所导致的贫困脆弱性,但对因疾病冲击所导致的贫困脆弱性的降低没有影响。本文还发现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可以降低贫困脆弱性,对同质风险冲击所导致的脆弱性也同样有效。

山区养猪散户减栏、空栏的一个新解释——基于秦岭山区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一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生猪供给不足是生猪市场本身的周期性谷底和2006年的猪疫病、饲料成本上升等原因的叠加。对陕西省周至县农户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养猪散户选择是否养猪也有出于消费保险动机的因素。当前,山区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能够取得稳定的非农收入也是散养户减栏、空栏的另一个原因。

丧亲家庭子女的弱势性及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婚姻影响

使用在安徽省和县农村的调查数据,本文从"父母离世"的独特视角分析了丧亲家庭子女在经济、社会交往、健康状况、性格和教育程度上的弱势性,并分析了他们在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婚姻状况。研究发现父母去世对未成年子女未来的经济状况、社会交往状况、健康状况、性格状况和教育程度都有显著的影响,同时也会在性别失衡的背景下产生成婚困难的后果,在男性群体中尤为严重。从生命历程的视角看,父母去世对子女生计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当时对这个丧亲家庭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上,更重要的是,这一影响将在未来生活的各个关键点上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

本文在已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贫困地区的农户生计策略分为生存策略和发展策略,使用S省X县的调查数据,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了影响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的因素。研究发现:在影响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的决定因素中,除传统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外,家庭中的社会性别行为对农户的生计策略影响也非常显著,但本文并没有发现自然资本对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

谁是性别失衡下的弱势群体——对农村流动人口和驻村人口的调查

利用对农村流动人口和驻村人口中已婚男性、大龄未婚男性、小龄未婚男性、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所做的有关经济、健康、心理、决策地位等特征的调查信息,通过分性别、婚姻状态、流动状态、年龄、地域进行的描述性统计比较,分析了性别失衡背景下不同群体在经济、健康、心理、决策地位和社会交往等特征方面的差别。研究发现：在性别失衡背景下,男性比女性弱势,非婚人群比在婚人群弱势,非流动人员比流动人员弱势,28岁以下人群和50岁以上的人群比28~50岁人群弱势,中、西部人群比东部人群弱势。

农村初中学生辍学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已有农村初中学生辍学原因的文献总结基础上,使用在山西省永济市小樊村辍学初中生和其父母的访谈资料,采用扎根理论对现阶段农村初中学生的辍学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结果发现:现阶段农村初中生辍学的原因既有个人厌学等个人原因,家庭贫困等家庭原因,也有大学生扩招后就业不景气对初中阶段教育影响的社会原因。

经济扶持的生态保护政策与山区农户的收入——基于响应与参与视角的考察

本文利用在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石泉县和岚皋县山区农户的访谈调查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从农户的视角分析了生态移民政策、退耕还林政策和小流域综合治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给予农户的响应和参与空间以及三类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1)农户在生态移民政策实施过程中表现了低响应度和中等程度的参与性;(2)在退耕还林实践中,农户有中等程度的响应性和低等程度的参与性;(3)在小流域综合治理实践中,农户有高响应性和高参与性.综合分析的结论是:生态保护政策辅助的经济扶持措施在短期会增加农户的收入,但如果试图改变参与户长期的收入模式,应着重考虑如何使农户更积极地响应和参与到这些经济扶持措施的设计与实施中去.

新贫困线下我国农村家庭户的贫困广度和深度——基于CGSS2008数据的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全国综合性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按照2011年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新贫困线标准,采用描述性统计中分组比较的方法从地区差异、受教育程度、从业状态差异等不同角度对我国农村家庭户收入贫困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测度,即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缺口比。研究发现:与过去相比较我国农村家庭户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缺口指数总体上有很大提高(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除外),贫困线标准变动比例越大,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缺口指数变动越大。另外,农户因地区差异东、中、西部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缺口比依次增大的现象仍然存在;受教育程度越低,农户贫困发生率越高,而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户贫困缺口比最低;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贫困发生率上升,但贫困缺口比下降,贫困深度有所好转。

承诺理论与中小企业知识型员工的管理

Reed模型一直作为知识型员工管理的理论基础,本文经过分析Reed模型并把它应用在中小企业后认为,中小企业的知识型员工和中小企业具有双向依赖关系,Reed模型的结论即知识型员工采取外部市场化管理并不适合于中小企业,同时本文还提出了针对中小企业的新的模型及与此相关的组织管理建议。

劳动力迁移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的理论,结合中国当前劳动力外流这一显著人口动态特征,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在陕西周至山区入户调查的数据,探索性地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西部贫困山区,迁移户与非迁移户的生计资本在数量上有显著差异;农户家中是否有成员迁移对家庭生计资本的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但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受到迁移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不同的迁移特征对农户家庭不同的生计资本影响也不相同。

消费者对安全食品购买倾向的实证研究——来自厦门市的调查发现

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利用在厦门进行的"消费者安全食品购买倾向调查问卷"获取的抽样数据,试图分析中国大陆地区消费者对安全食品购买倾向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安全食品的利益信念、安全食品的熟悉程度和对安全食品公共机构的信任程度均对购买倾向有正向影响,对安全食品生产的风险信念则有负向影响,在社会经济和人口统计变量中,只有年收入对购买倾向产生影响。

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基于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分层模型方法对Chaudhuri所提出的贫困脆弱性度量模型进行了改进,在设计村庄和家庭变量的基础上,利用陕西省周至县四个山区乡镇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即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波动的影响因素。本文分析了社区和家庭因素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发现社区因素对调查地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波动的影响途径并不相同,最后提出了针对贫困脆弱性的不同表现而采取不同管理措施等相关政策建议。

外出务工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着重对流动因素(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资本因素中的外出务工收入(打工收入)对农民食品消费倾向、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以及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对食品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效应,对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收入对耐用品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贡献在所有收入变量对耐用品消费的贡献中比重最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对食品消费倾向、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外出务工收入对不同类型的农民消费倾向具有不同的影响。

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研究——基于1978-2010年的消费趋势分析

本文分析了农村居民在1978-2010年的收入-消费水平趋势,农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比较以及贫困地区农民与我国农民消费水平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农民的消费水平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是消费水平上升速度低于收入水平;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持续扩大;我国重点贫困县农民消费水平低于全国农民,并且低于城镇居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依靠扶贫扩大内需的政策主张。

非正式借贷关系网络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陕西安康三县农户的调查分析

本文在对陕西省安康市1106户农村家庭开展调查的基础上,以非正式借贷关系网络为主线研究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的总收入、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非正式借贷关系网络规模大小与农村家庭收入之间具有显著关系,非正式借贷关系网络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农村家庭收入的增加;在与非正式借贷关系网络共同影响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中,外出务工则对农村家庭收入具有负面影响,劳动力人口数量对农村家庭收入具有正面作用,物价上涨对农村家庭收入具有负面影响。

技术性贸易壁垒先期预警的可行性研究

企业能否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先期预警是跨越日益增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键,就出口企业如何对突如其来的技术壁垒进行预警,从而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并以具体案例对其结论作了印证。

统计学混合式教学融入课程思政的改革实践

统计学是自然与社会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是经管类专业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工具和方法,在开展课程思政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以夯实专业基础、精通统计学课程教材为前提,从教育的根本问题出发,本着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目标,按照学校总目标和专业培养目标提出“两坚持、四调整、三层次”的总体思路,并设计课程思政的融合方法和途径。实践证明,统计学课程思政在课程建设、师资建设、学生培养方面效果明显。

我国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开发与引进的成本绩效比较

人力资本的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一是通过市场引进人才,二是培训开发内部员工。本文分析了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因素,构建了两种方法的成本绩效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企业从市场上购买人力资本的成本要远远大于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而引进人才所创造的收益是否大于培训所创造的收益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其收益大小取决于中小企业的组织粘性程度。

产业扶贫进程中农户关系研究——以临汾市G县贫困村为例

农户关系作为影响产业扶贫进程的因素,促进或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的规模与速度。通过对临汾市G县6个贫困村产业扶贫项目调查表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农户间信息不对称和道德缺失致使农村信任危机是造成农户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当农户利益趋同关系融洽时,会促进和加快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反之,农户间互不信任矛盾较多甚至利益相争时,会阻碍扶贫项目实施,减缓农村减贫脱贫进程。

农户社会性别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先赋后致框架

基于"先赋与后致地位"的理论框架,研究我国当代社会先赋和后致地位对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使用S省Z县农户调查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后致地位对社会性别相关的家庭决策影响程度在不断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