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条约与“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殖民地国家纷纷挣脱了束缚、压迫和奴役它们的法律枷锁——不平等条约,非殖民化运动和新独立国家的出现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关系变动的一个显著因素,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也以此为特征,强烈地影响到传统国际法的各个方面.不平等条约与“条约必须遵守”原则这两个法律概念的解释、适用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冲突,也必然要在世界历史的冲击下否定或发展,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有人却还在妄图挽回殖民主义的雄风业绩,维护不等条约带来的既得利益,大声疾呼“国际法危机”。

谈谈国家豁免

国家豁免是国际法公认的一项原则.它的含义是指一国不能对他国行使管辖权.广义的说,国家豁免包括代表国家的个人,如外国元首、外交代表和各种国际组织的人员以及许可进入的外国军舰、

国际投资争议中的国家责任

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私人投资的增长,投资争议也日益增多。国标投资争议的处理不但是涉及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以及其他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在某些特许协议的争议中还涉及到私人投资者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政府间订有双边投资鼓励和保护协定的情况下,还涉及到政府间的关系。因此,解决投资争议所采取的途径和方法多种多样而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特别是当涉及到国家政府为争议的一方,国家财产为争议的标的时,由于各国的经济地位、实力不同,利害冲突,立场对立,争议的解决就更困难,而在国际投资争议中如何确定国家责任,则更是一个普遍性的,而且也是一个解决投资争议的首要问题。

国家豁免的现代实践——兼论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

国家豁免是国际法公认的一项原则,它的含义是指一国不能对他国行使管辖权.从司法管辖上说,即不得在一国法院对另一国起诉,或对后者的财产加以扣押、执行.国家豁免的法律根据是主权的独立和平等,“平等者之间无管辖”.《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一项明确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因此国际社会中普遍认为管辖豁免是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必不可少的因素.十九世纪初,美国1812年麦克法登诉“交易”号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指出:“……由于世界是由许多享有平等权利和同样独立的主权国家所组成,一切主权者基于相互交往和良好关系而产生的互利,在实践中都同意对通常在其领土内可以行使的绝对和完整的管辖权加以变通,……这种同意已成为惯例。

香港的法律渊源和司法制度

香港地区自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当地的法律渊源和司法制度基本上都是来自英国.在司法程序中使用英语.但考虑到香港的居民多为中国人,因此也有些特别的措施.作为英国直辖的殖民地,香港的最终立法权属于英国,香港总督在英国政府的监督下,经立法评议会的建议和同意,可以委托立法的形式制定法律.这种法律称作条令.1966年前,香港地区在原则上都适用英国法律.1966年后,根据香港的《英国法适用条令》规定,英国法在香港的适用已有了些限制.

论国际法之传入中国

历史上,只要有许多国家存在,它们之间就有交往,就会产生国际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都有过国际法.在中国,“周以前,部落棋布,元后群后之间,不能谓无往来,然止有际而无国;秦以后,函复统一,视远邦为蛮夷,责异国以臣属,又止有国而元际.”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很难得到发展.后来虽然也有过一些中外交往的事实,但毕竟是断断续续的,国际交往的原则、规则也就难以形成.古代西方的情况和中国大体相似.古希腊城市国家间的交往所依照的原则、规则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不易为东方国家所接受.罗马帝国统一欧洲后,不承认其他独立国家的存在,也使国际法的发展主要是纵的关系而很少有横的关系.

从国际法谈“一国两制”

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下,八十年代内要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的统一。这是全国人民、海外同胞的人心所向和共同愿望。中国政府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香港问题经过不到两年的谈判,终于圆满地达成协议。香港问题的解决,既为香港未来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有力保证,也促使中英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并为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历史争端作出了良好榜样,赢得了国内外一致的赞扬。

香港的法律渊源

百年回顾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法律,列朝相沿适用于香港。在清朝统治时期适用的是大清律。十九世纪英国通过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香港地区。如历史上随着英帝国主义的扩张,而把英国的普通法系推行到其所到之处一样,自英国侵占香港之日起,英国的法律也随之引入香港。

从国际法谈香港回归祖国

1984年中国政府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在与英国政府签订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宣布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

法治社会的权利和权力关系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这在我国当前确是一个极为重大和深刻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整市场秩序，实现国际接轨，我国已制定了许多法律和法规，也修订了一些原有的法律，法制逐步走向健全。但法治关注的焦点更在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形成以法律制约整个社会生活的格局。徒有法而不能确实执行，甚至有人、有组织驾凌于法律之上，这就更谈不上法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