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劳动立法运动初探

工会的产生与发展一般要经历三个时期,即禁止时期、承认但限制时期以及积极保护时期。中国工会组织争取法律的保护与认可的历程可谓艰难曲折,20世纪20年代的劳动立法运动为工会组织争得起码的生存权奠定了重要基础,积极推动了民国时期北京政府的工会立法,是争取宪法上的结社权以及劳工的劳动团结权的一次有益尝试。

组织与行为视阈下我国工会法变迁的历史考察

从工会组织视阈而言,我国工会法前后共经历四个阶段,从禁止到承认、再到积极保护、最后到合作共赢,这一发展过程并非呈直线条形式,其间经历过曲折与反复。从工会行为视阈而言,罢工权始终缺位,其与政权性质有关,但更与我国特有的社会结构有关。

高校“SP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一体六翼”实施路径研究

“SPOC+翻转课堂”是一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一体六翼”实施路径能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和线上平台优势,将信息传递从传统课堂的课中提至课前,将信息内化从课后提到课中,实现信息传递和信息内化过程的双重可控,最终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它是当前扭转传统教学模式问题的主要路径,但其实施也不可矫枉过正,需要注意教师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的均衡、线上与线下的平衡等问题。

自创生系统下我国软法的范畴及治理

治理视阈下的法律不仅是硬法,更主要是软法。卢曼眼中的软法是社会共同体自我生产、自我规制、规范预期的自创生系统,深度契合我国当下治理实践需求,它包括具有对外指向性的政策与行政规则即公域软法,以及仅仅指涉社会共同体内部成员公共利益的私域软法。自创生的软法因成员实力差异等因素易形成软法强权与软法违法现象,对成员权利构成侵害,故对软法尤其是私域软法进行治理成为必要。治理路径的选择应主要依赖于软法系统的内部机制,包括开放协调的软法形成机制和适度必要的软法追责机制。

论法治中国的社会结构性羁束及出路

当下我国的法治实践存在立法缺少博弈、法律适用屡被民众规避的现象,原因与传统中国以家庭和伦理为基础的差序结构有关,其一方面导致社会团体缺乏组织力,无法为立法注入多方力量博弈的基础,另一方面致使法律以差异而非平等为其核心精神,同一规则难以被一体遵守。实现法治中国需要破除传统社会结构性的羁束,一是要坚持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社会结构转型,通过吸纳公民参与立法、吸收情理入法以及认可多元化规则等路径并结合公民训练的方式以养成民众遵守规则的习惯,实现形式法治;二是要通过约束权力行使、提升社会团体的组织力和培育第三方力量等路径形成立法的相互制衡,为良法之治创造根基,达成实质法治。

论北洋政府的工会立法

近代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促进了工会组织的产生,进而有了工会立法的需求。北洋政府面对此种需求被迫进行立法,先后出台三部草案,内容不断有所进步,但其控制的精神始终不变。

近代民族私立大学法律教育的发展及运行考察

近代民族私立大学法律教育的发展历经曲折,从蓬勃发展到停滞不前,最终又有复苏之势,与近代的时势变迁有很大关联。作为近代私立法律教育的主要载体,民族私立大学积极投身于法律教育实践,在学校组织模式、加强师资力量、完善课程设置、促进学生就业等方面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但也存在不少相关问题。

法律的表达与实践——从《劳动合同法》引发的争议说起

法律的表达是一回事,法律的实践往往是另外一回事,法律文本与实际实施总会产生一些差距。这是古今中外立法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劳动合同法》同样遇到了此类问题,其原因与法律文本本身、与立法时机的把握、与法律调整的局限性等都有关系。

“六尺巷”和谐文化与现代法治的融合

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利益格局日趋复杂,纠纷频发。如何在源头化解纠纷成为时代所需。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样化,为社会基层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导,立足于传统礼让文化,扎根于基层司法实践,形成了特色鲜明、富有实效的基层解纷工作法——“六尺巷调解法”。

以问题与案例为导向的中国法制史教学——以两宋法制教学为例

中国法制史教学面临着因急功近利而不断弱化的学科问题以及因教材等各种原因导致的课程教学缺乏生命力的问题,我们需要尽量减小功利主义对理论法学的影响,也需要不断地在教学中摸索教学方法,不断通过问题与案例等形式创新教学模式,启迪思考。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法律资料及其价值举要——以许地山《春桃》为例

本文从中国现代小说《春桃》等引出了逃亡、婚姻等法律制度和婚姻家庭德道观念。说明了文学与法律或道德的密切关联性,表观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人民民主是“浦江经验” 的本质所在

“浦江经验”发端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2003年9月18日赴金华市浦江县开展的下访接访活动。在习近平同志下访浦江之前,浦江信访部门就已经结合在宁德等地的学习交流,开始探索化被动为主动的机制,具体体现在信访接待日机制以及领导包案处理信访事项制度的建立。二十年来,浦江干部群众以习近平同志下访浦江时的重要讲话为指引,围绕“领导下访”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与实践,推动了“浦江经验”的历史发展。

民国时期信用合作立法遏止农村高利贷问题研究

民国时期,农村高利贷猖獗,使得原本崩溃的农业经济雪上加霜,农民生计更加困苦,进而危及国计民生。对此,国民政府试图通过信用合作立法,保障农民自主组织和管理信用合作社、为自己发放低息贷款,以遏止高利贷。此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相关立法及其实践脱离国情、政府急于求成、农民无法掌控放贷权、政府无法监管和打击高利贷资本等问题的存在,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遏止目标,农村高利贷问题日趋严重。

解决法文明冲突的澳门经验:以清代为例

中葡法文化于16世纪开始交汇于澳门,从法的精神和内容来看,两种法文化具有明显的异质性。面对法文明的潜在冲突,中葡双方在立法上相互包容和妥协,在司法上既遵循传统又有所变通,双方以惊人的包容力构建了历时数百年的澳门秩序。立法上,清政府充分尊重澳门的风俗习惯及自治权,葡萄牙虽形式上将本国法典延伸到澳门适用,但实践中出台了多项妥协性的法律和措施;司法上,清代地方政府处理涉葡案件虽沿用了传统的司法思维和方式,但在审理层级、审理程序、处理方法等方面又有所变通。中华法文明始终能以包容的精神对待异域文化,其解决法文明冲突的经验在人类法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编写说明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澳门基金会联合研究项目中的子课题——'传统法律文化与澳门法律发展'的科研成果之一。根据计划,这项子课题的最终成果包含本论文集及两本专著,这本论文集即以澳门法律文化为研究专题,专著分别是张鸿浩的《明清澳门社会礼法关系研究》和邱少晖的《澳门法律文化的演进与特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