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基于杭州和宁波的实证调查

乡土情结是指农民对于世代生活其中的乡村和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情感、态度、愿望等心理因素。本文运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在杭州、宁波两地打工的236个新生代农民工和222个老一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从土地意识、老乡观念和返乡意愿这三个维度来测量和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同时将其与老一代农民工从个体层面进行比较,最后指出农村外在环境的变化也是导致乡土情结变化的关键因素。

期望理论视角下的农村高中生弃考行为分析

最近高中生弃高考现象引起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高中生弃考现象尤以农村更为突出,本文从期望理论的效价和期望值视角入手分析农村高中生弃考行为的原因。文章认为,少部分农村高中生选择放弃高考,除了与通常所说的高校收费偏高、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及城乡毕业生就业机会不平等等因素有关之外,更与农村社会结构以及农村社会对子女高考升学的价值判断有关。由于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导致未能实现高考升学期望值的学生面临多方面的社会压力,由此产生的扩散效应使得农村高中生群体对高考升学的期望评估值比城市高中生更低,并导致一部分农村高中生最终选择放弃高考。

三孩新政下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检验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三孩新政实施后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在社会经济假说、价值意识假说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假说的框架下,探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分析发现: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政策放开而显著提升,仍然比较低迷。其中,劳动市场进出、价值意识、家庭内性别分工、生育成本、生育选择、工作与生育平衡性对生育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生育意愿的弱化起因于劳动市场进入增大了生育成本、个人主义价值意识促进了生育的自主选择以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导致了工作与生育难以兼顾,因此国外三个理论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高嫁妆现象:基于闽南C镇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实证调查的方法,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出发探讨盛行于闽南C镇的高嫁妆现象。C镇的个案说明,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下,高嫁妆现象是富裕起来的人们对女儿教育投资不足的补偿和传承财产的一种变通方式。高嫁妆提高了女性在择偶中的资本,使其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同时,它也有助于提高女性婚后在夫家的家庭地位。但是高嫁妆并未撼动重男轻女的社会性别制度,反而维系并巩固男高女低的父权制。

“场域-惯习”视野下劳动参与的性别化机制——基于一名80后流动女性的个案分析

本文引入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框架,对一名80后流动女性M女士的劳动参与历程进行分析与解读,探讨性别角色差异如何形塑农村女性进城后的劳动参与机会和空间,以及流动女性如何在场域生成的结构中学习并运用能动的策略并赋予劳动新意义。在"场域"从农村共同体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过程中,行动者作为主体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从观念到身体,到具体的行动策略,并最终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可以自我认同的社会位置,通过资本积累和自我再生产进而形成了新的惯习。因此本文呈现出与自由主义话语和批判论不同的理论视角,即通过"场域-惯习"来展现出社会行动者自身的意义世界、行动策略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与内在机制——一项计量社会学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分析了不同个体资本的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及内在机制,并检验了成本与效用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在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六年多时间,生育意愿的演变趋势与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一致,即呈现弱化之势;但不同年代以及个体资本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大,而文化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小;生育子女的内在机制由经济资本而非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决定;在我国,经济资本的影响机制与成本与效用假说一致,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却与其相悖。最后,本文对研究发现进行了相应讨论并指出了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

从耕地抛荒看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以闽西L村为个案

土地曾经是农民生活保障的重要来源,但是在闽西W县L村的实证调查却看到耕地抛荒现象屡见不鲜。本文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L村186个农户的调查,从农户的微观角度出发,分析当前农村正在呈现的各类耕地抛荒的成因,探索我国现阶段农户微观层面影响耕地利用的种种因素,并由此分析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再与现行的土地政策对话,针对如何减少耕地抛荒、提高土地保障功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村-城镇流动与青年妇女增能——以夫妻性别关系为例

基于对H女士的个案访谈,并借助康奈尔性别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发现,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青年妇女增能,有流动经历的青年妇女的劳动付出更能获得家庭认可,其家庭话语权也会发生从"无声"到"有声"的变化,在情感上也更加独立。然而,增能之于女性与男性平权的实际效果只是相对的,青年妇女流动到城市后,原有的性别关系模式虽有所弱化,但大体上仍在延续着。这种发现与既有观点即流动后妻子得到增能乃至实现夫妻"平权"的看法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现有的相关研究多数在个人主义视角下预设了男女平权的规范前提,事实上,在家庭共同体视角下,流变中的性别关系的情感要素比权利要素更加重要。

女性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适应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女性向城市转移,成为农民工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现代化"生活中,她们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新的行为和表现以适应城市生活。对杭州市女性农民工的个案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她们初进城的生活不适应主要体现在恶劣且不稳定的居住环境和疏离的社会交往这两方面。作为能动的个体,她们采取塑造美丽的身体形象、搭建女性社会关系网、做好两手打算等策略来"适应"城市生活,使自己成为现代与传统、城乡风俗不自觉的调和者。

身份贬抑与关系重塑——基于90后生育困难女性的个案研究

作为一项微观的个案研究,文章将微观现象嵌入于中观和宏观的社会与文化脉络之中对90后生育困难女性进行社会学分析,尝试将微观经验研究结合中观的生命历程理论和宏观的生育制度与生育文化,做出本土化理论反思。研究发现,社会建构下对90后生育困难女性的贬抑嵌入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复杂网络中,使其遭遇身份被否定、人格被贬损并产生消极的自我身份认同。面对身份贬抑,她们在社会关系上采取回避熟悉社交情境的应对策略,同时,作为能动的主体,她们营建生育困难女性朋友圈作为积极的关系重塑策略。这一过程是关系断裂与弥合的过程,也是结构力量与行动力量相互交织、互相作用的结果。

不孕妇女的生活困境与秩序重建——辅助生殖治疗对女性影响的社会学分析

基于J院生殖科的田野调查,考察不孕妇女在辅助生殖治疗中遭遇到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关系等现实生活困境。施行辅助生殖治疗的女性经受了身体痛楚、心理煎熬,人生进程被破坏,时间、金钱、职业等生活世界的多个面向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女性并不总是臣服于社会的型构,她们想方设法将治疗经历赋予积极意义,并采取行动来重建生活秩序,也因此满怀信心与希望,期待通过辅助生殖治疗成功实现怀孕,再度建立起对生活秩序的主宰权。

早期家庭教育与代际职业流动——基于黑龙江省农村地区的调查分析

早期家庭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已被学者所关注。在已有研究注重学历、初职ISEI的基础上,导入了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等社会心理因素。利用2019年在黑龙江省农村地区开展调查所获得的问卷数据,分析早期家庭教育对成年后现职ISEI的影响及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早期家庭教育与成年后现职ISEI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前者主要经由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的路径影响后者。早期家庭教育是实现代际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其产生的积极、向上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有利于子代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

大学生的角色认同状况研究——以钱江学院为例

角色认同是个人对自己身份的知觉和体验过程,大学生的角色认同既是个体心理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46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主要探讨大学生的角色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结果表明:大学生的角色认同的总体状况较为积极;性别、政治面貌、年级、是否独生子女等因素对大学生的角色认同的影响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农户保障——基于闽浙两省的实证调查

对福建和浙江两省三村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农产业发达的农村,土地流转对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农村地区的农户保障影响较大。土地流转是一把双刃剑,对农户保障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总体来说,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在国家还无力建立起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农村土地保障仍然是农户的重要保障方式,土地政策的目标应该首先保障公平再追求效率。

理性选择视角下初婚者择偶标准的性别差异——以对厦门市的调查为例

择偶一直是婚姻家庭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本文以厦门市初婚者为研究对象,立足社会学研究视角,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资料,对厦门市不同性别初婚者的择偶标准进行比较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以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对不同性别的初婚者的择偶标准差异作分析,认为择偶差异主要是生存理性、经济理论和社会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浙江省社会组织从业青年的就业诉求——基于需求层次论和存在主义哲学视角

政府服务职能的转型与社会组织的发展息息相关,而青年是推动社会组织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对浙江省社会组织从业青年的问卷调查发现,兴趣是他们从业的主要原因、熟人推荐是从业的主要渠道,他们当中目前还存在着薪酬待遇不高、专业培训不足、工作总体满意度不高等从业困境。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和存在主义哲学的视角下,课题组从满足社会组织普通从业青年物质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也从赋予青年自主权能、精神资源,满足其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和坚定其从业信心等方面对潜在行业"精英"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分析——基于闽浙3村的实证调查

本文通过对福建和浙江2省3村的实证调查,描述了改革开放后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背景下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面对这样的困境,结合目前国家还无力建立起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的实际,笔者提出这样的一种设想: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入留守老人养老服务领域,发展以社区为依托、由社会工作人员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新模式。

社会性别视角下不孕不育家庭的困境分析

不孕不育给个人和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和痛苦,是影响家庭关系的重要危机。在社会性别视角下,不孕不育家庭遭遇五点困境:一是受血脉传承传统思想的影响,夫妻双方都重视传宗接代的重要作用,女性需要承受更多的生育压力;二是女性作为治疗主体更易受不孕及其治疗的干扰,人生进程更容易被打断,面临着专心治疗与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三是治疗的压力和艰辛影响夫妻和睦与家庭稳定,弱化了爱与归属感;四是在人际交往上,女性较男性更容易遭受社会偏见;五是女性更容易将子女视为完整家庭的必备要素和人生价值所在,没有子女使其难以实现传统文化框架下的人生价值。针对这些问题,可从个体、家庭、社会等角度出发缓解不孕不育家庭困境。

不孕对女性的影响——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个案分析

基于对8名不孕妇女的个案访谈考察不孕对女性的影响发现:在个人层面,不孕意味着当事女性身份的不完整,很多人因此不认同自己的女性性别身份;在家庭层面,不孕给婚姻关系埋下隐患;在社会层面,不孕常常会使女性遭遇污名化。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过程,不孕带给受访者诸多消极影响,这强化了不孕妇女的社会性别角色规范。因不孕而导致的当事女性的不完整感是父权制、污名化等社会性别不平等机制能够起作用的心理基础,而这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又超出了文化视角。

不孕女性情感反应与抗逆力生成的质性研究

对那些将生育子女视为社会角色和身份认同之关键的女性而言,不孕及其治疗是充满挣扎、奋斗与痛苦的历程。基于个案访谈分析不孕女性的情感反应和抗逆力生成机制的研究发现,女性在获悉自己患上不孕症后,会出现震惊与否认、内疚与愤怒、抑郁与孤独、焦虑与无助等负面的消极情绪。面对困局,她们逐渐接受不孕的事实,想方设法赋予不幸以意义;转变认知,作出适应性改变;昂首向前,联结社会关系。这其中,社会关系网络和我国传统文化是其抗逆力生成的重要资源。总之,在不孕女性身上展现出来的既接续传统又涵摄现代观念的调适潜能,正是其抗逆力生成过程、动力机制与社会效应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