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学视域下孟子义利价值观研究

义利轻重、先后问题集中体现了孟子的价值观。孟子始终坚持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但在义利先后次序问题上,认为对于君主、士以及百姓等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表现。孟子义利价值观的提出也具有形上的理论依据,主要表现在内在人性论和终极天命观两个基本维度。从管理哲学的视角讲,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不仅是自我管理之根本,也是平治天下的最为根本的管理原则。在现实性上,孟子价值观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商鞅变法与秦文化革新

商鞅变法有着明确而坚固的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自利的人性论和变古的历史观两个基本维度。以此理论基础作支撑,商鞅变法主要围绕法治、赏罚及耕战三个主题而展开。从文化革新与政治变革的内在关系讲,商鞅变法既有对秦文化传统的继承与顺应,也有对秦文化传统的整合与革新。

论韩非明君人格的构成要素及其特征

韩非认识到,君主健全人格是国家治理成败的关键,也是国家管理法制化、规范化的内在保障,因此,韩非着力塑造了明君人格。其明君人格主要由"处静为虚"的心灵境界、"公正无私"的价值理念、"以忠拂耳"的纳谏气度以及"变古易俗"的改革精神等四个维度的人格素质构成。与先秦诸子的人格论相比,韩非明君人格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和理论特征。

道家学说在秦地的传播与发展

基于事物发展水平及程度的不同,道家及其学说在秦地的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商鞅被车裂前之时期,是道家思想在秦地的初步传播期;第二个阶段是自商鞅死后至秦始皇三十四年之时期,是道家学说在秦地的发展、融合期;第三个阶段是自秦始皇三十四年至秦朝灭亡之时期,是道家思想在秦地的暂时衰退期。道家学说在秦地的传播是在法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框架内进行的,其发展历程深受秦人政治变革的影响。

“自为”人性论与规范化管理——韩非管理哲学探析

人性假设与管理策略有着密切的联系。韩非认为人性是"自为"、自利的,是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他以"自为"人性论为理论前提,提出了以"势"为基础的以法治民、以术治吏的管理之道。韩非的这种管理之道,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化、有序化、规范化管理。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与儒家的以德治国管理,是互为补充的。

管理哲学视域下的韩非理想人格类型探析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藉由政治力量构建一个国富兵强的有序社会。而这一理想的实现是通过对人的有效管理为主要途径的。因此,他对社会各阶层所应具有的人格典范提出了期望:就君主而言,韩非提出了能够综合运用"法"、"术"、"势"的"明主"、"明君"的理想人格;对于直接管理百姓的官吏来讲,应重视其"法术之士"的人格塑造;而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来说,则希望他们成为"耕战有益之民"。在韩非看来,社会中的一切人若都能按照其相应的理想人格之标准行事,则可使国家恢复秩序,走向强大。

法家吏治思想在秦地的生成与演进

以自利人性论为理论根据,商鞅提出了以控制和威逼为本质特征的吏治理论,具体内容包括垂法而治、明法平法、轻罪重罚、告奸连坐、无宿治等方面。韩非明确提出“以术治吏”的理论,主张用各种类型的术来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和管理,同时又建构了“法术之士”的健全人格,忠君、守法、公正、廉洁、正直、明察是其主要的人格素质和能力。睡虎地秦简对“良吏”和“恶吏”的概念做了明确界定,并对官吏的“善失”问题做了深入辨析。睡虎地秦简所见吏治思想是对商鞅和韩非吏治思想的接续与超越,是秦代学吏制度的产物。法家吏治思想在秦地的演进历程是:起始于商鞅、发展于韩非、完成于秦简秦律。

从人的角度探析价值观管理

价值观管理是一种新的管理哲学,一种新的战略领导工具,它不同于以往的指令管理、目标管理。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建构的背后都有某种人性假设作理论支撑,指令管理主要受"经济人"假设的影响,目标管理以"自我实现人"假设为理论根据,而价值观管理与"复杂人"假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价值观管理对人的信念、理想、能力和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把员工的目标看作组织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仅把员工看作实现组织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员工是目的性和工具性的完美体现者。

秦地儒学传播考论

基于儒学在秦地传播和发展程度之变化,秦地儒学传播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自秦襄公建国至秦孝公去世为第一个时期,礼乐制度和仁义学说在秦国的政治领域得到广泛的传播与运用,诗书礼乐文化深入人心,这种儒学传播的盛况因商鞅变法而被终止;从秦惠王元年到秦国结束是第二个时期,儒学成为秦国君主治国理政和政治家游说进谏的有效工具,儒道诸家学说相互融合,共同成为秦国中下层官吏的识字教材和官德养成的教科书;秦代是秦地儒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秦代设置了博士官制度,儒士是博士的重要来源,儒学的发展达至顶峰。但自秦始皇三十四年“焚书”和三十五年“坑儒”后,秦代儒学又进入隐退期。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学充当的角色有异,其历史定位和发挥的政治功能亦有别。

儒家管理哲学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儒家管理哲学体系主要由四方面内容构成:人性善恶是儒家管理哲学的理论根据,正己正人是儒家管理哲学的管理模式,义以为上是儒家管理哲学的价值准则,隆礼重法是儒家管理哲学的制度规范。从历史维度讲,明清商人在商业实践领域践行着儒家以义取利的价值准则;从现实视角看,儒家管理哲学仍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