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语境、价值支撑和实践向度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一个具有人类关怀和全球视野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民族复兴和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当今外部环境的各种不确定性,基于中国特色政党治理的价值理念和治理范式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面向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将以更加开放、自信和奋进的新姿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渔业纠纷及其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锐减与周边国家海洋权益意识的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渔业纠纷频繁发生,不仅给双方渔民企业和渔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而且为域外大国插手中国周边事务创造了时机与借口,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主权博弈复杂化。远洋渔民的安全保护与涉外渔事纠纷处理成为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新课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渔业纠纷既有我国渔民非法捕捞的原因,也存在周边国家渔业执法部门的粗暴执法问题,甚至与周边国家领海主权争议相联系。在中国快速崛起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加强与周边国家在渔业纠纷上的协调与合作,建立一套涉及远洋渔业资源管理、开发、冲突预防与解决的长效合作机制,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营造一个和谐的周边环境。

特朗普政府“退群”对多边主义秩序的影响及应对

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先后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退出主义"正在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显著特征。美国"退群"突显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逼迫国际组织和多边条约朝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改革,进而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美国不负责任的"退群"行为与国际社会普遍支持和维护的多边主义共识相悖逆,对多边主义的发展进程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由于国际社会多数国家仍然坚定支持和维护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多边主义秩序的基础。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致力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多边主义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东盟治理进程中的环境区域合作模式--从APEC到“东盟10＋3”

东盟环境合作是伴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一种地区治理形式。当前东盟治理进程中的环境区域合作展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环境合作议题向多领域拓展,并逐步向机制化方向迈进,但未来东盟环境区域合作的道路仍然漫长艰辛。本文通过比较分析APEC和"东盟10+3"合作模式在东盟环境区域合作中的作用与进展,探讨环境区域合作模式在东盟治理进程中的发展及未来前景。

全球治理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与全球治理格局的深刻演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推动着全球治理结构和治理规范的变迁、发展与重构。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还存在着全球治理需求增大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为此,新时代的中国需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议程设置,增强国家实力转化能力,推动全球治理平台建设,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培养一大批全球治理专业人才,构建与当今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相匹配的国家治理能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韩关系——以中韩渔业纠纷与冲突为例

近年来,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锐减以及各国家海洋权益意识的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渔业纠纷问题频频发生,中国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涉外渔民纠纷处理开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新课题。中国与韩国都是东亚地区的渔业生产大国,以海上渔业纠纷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中韩关系发展的新因素。自《中韩渔业协定》生效以来,中国渔民与韩国方面涉外渔事纠纷和冲突、事故频频发生,不仅给双方渔业企业和渔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而且对中韩关系的良性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甚至为区域外大国插手中国周边事务制造了时机与借口。中韩两国政府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对海上渔民纠纷的协调与合作,建立一套涉及渔业资源管理、开发、冲突预防与解决的长效合作机制,促进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东南亚宪政民主发展的路径与模式探略

宪政民主制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二战后东南亚主要国家经历了由民主政治到威权政治,然后又回归民主的三部曲,形成了所谓的东南亚宪政主义。在第三波全球性民主化浪潮中,东南亚国家宪政的发展引人注目,其显示的特质、路径和模式与西方古典宪政相比具有若干不同之处。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的路径和模式表明,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发展模式,而应该立足各国实际,建立适合东南亚地区国情的民主制度。

印度“东向”政策的新思考

近年来,印度"东向"政策展露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战略导向、地缘范围、议题领域等方面发生了诸多新变化,呈现出从政策到战略、从陆上到海上、从经济到安全、从东南亚到东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等新态势。印度"东向"政策的新变化是基于印度自身实力的持续增强及亚太地区形势的诸多变化而做出的反应,其目的在于通过加强与亚太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拓展其外交空间,在亚太地区及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研究印度"东向"政策的新趋势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以及中印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菲律宾民主化的内在机制与国际化压力相关性分析

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最早引入民主机制的国家,二战后的菲律宾更是一度被称为"美国民主在亚洲的橱窗"。菲律宾政治民主化的动力源于菲律宾社会的内在机制与外部压力。内在机制的发育主要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相适应;而外部压力主要扮演菲律宾政治民主化的"塑造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在未来菲律宾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外部压力只有内化为社会内部的动力,才能推动内部民主机制的启动和运转,使民主观念植根、发育并健康成长。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南南合作:路径与前景

"一带一路"倡议与南南合作有诸多契合之处,其内容涵盖周边外交、经济贸易、金融投资、互联互通、能源合作和人文交流等广泛议题,反映了"平等互利、注重实效、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南南合作原则。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战略实施阶段,必将赋予南南合作新的时代内涵和意义。未来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将其打造成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新南南合作的典范。

关于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再思考

冷战结束后,美印关系逐渐从相互疏远的"天然盟友"转型成为全方位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开始于克林顿总统任期后期,小布什总统任职期间进一步强化,在奥巴马总统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全方位、战略性、机制化、不平衡、联合制衡中国等特点。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升温的背后有两国共同的利益追求但也存在诸多分歧。随着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展开,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与互动将对亚太地区安全甚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政府需加强与美、印两国的战略沟通与对话,推动中、美、印三国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努力塑造中美、中印新型大国关系。

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进程、动力及影响

近年来,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吸纳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使上海合作组织首次实现扩容,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平等、包容的“上海精神”。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大国,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国是新时期印度实现其大国梦的重要实践。印度的加入使上海合作组织的辐射范围拓展至南亚地区,有利于提升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印度的加入同时也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结构、内部平衡和决策程序以及共识凝聚都带来诸多的现实挑战。与此同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能够为印度深度参与欧亚事务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对提升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意义深远。未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亟需着眼于当前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复杂的现实,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建设,推动扩员进程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新动力。作为中国周边最为重要的邻国之一,中国需要及时评估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新变化,扩大中印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推动两国关系朝着睦邻、友好、合作的方向发展,共同打造上海合作组织“升级版”。

“新南向政策”背景下的台湾地区与印度关系发展探析

“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所谓的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提升台湾地区对外经济格局的多元性,以减少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印度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国内市场庞大,人口红利优势突出,已经成为台湾地区“新南向政策”布局的重点对象。“新南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助印度的快速经济增长来推动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企图通过“新南向”政策来实现其“远中”“脱中”与对外布局多元化的战略目标,必然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要警惕台湾地区当局借“新南向政策”搞“政治突破”的可能性,也要防范印度借助与台湾地区的经贸领域的相互依赖发展与台湾地区当局的所谓“非正式外交关系”。

“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印度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态度和立场

人道主义干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议题之一;对这一议题的态度可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印度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并开始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国际人道主义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性力量。印度在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倡导维护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和联合国的权威,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维持和平、促进人权行动,反对西方国家动辄使用武力强制性干涉一国内部的人道主义危机。但从外交实践来看,印度为了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在南亚地区的绝对主导地位,对南亚国家事务一直有着较强的干预传统。印度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态度和立场是由印度的国际秩序观、现实利益诉求以及国家实力综合决定的,充分体现了印度的国际人权观及对自身国际角色的定位。

政治大国视域下的印度对非洲经济外交探析

印度对非洲的经济外交是印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对于全面推进印度的大国战略、实现其大国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期印度对非经济外交凸显出民生导向的特色:在经济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医疗卫生和农业发展等领域加强民生援助;在经贸合作领域印度大力扶持惠民产业发展,跨国企业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印度对非经济外交取得了突出的政治成效,非洲国家支持印度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印度的对非经济外交战略推进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对印度的对非经济外交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把握印度对非外交的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对非政策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举措、动力及前景

自1991年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不但成功巩固了国家主权,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外交领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使哈萨克斯坦成为全球治理舞台中最为活跃的中亚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哈萨克斯坦将自己定位为“有实力的重要地区大国”,奉行以巩固主权独立和维护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全方位务实平衡”外交战略,通过建立睦邻友好信任带的“近邻外交”和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远邻外交”,拉近与世界各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扮演着“沟通者”和“调停者”角色,积极推动中亚地区内部的一体化进程,广泛参与全球与地区性国际组织,在核不扩散和文明对话等领域提出了各种有影响力的倡议,力图将本国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融为一体,为哈萨克斯坦的发展赢得了很大的机遇和空间,使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社会中的能见度不断提升。作为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最为成功、外交最为活跃、国际影响力最为显著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话语权: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走向了世界舞台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权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但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话语权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提升,人权问题甚至往往成为西方国家批评、质疑甚至责难中国的重要议题,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当前中国在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中掌握话语权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开展人权公共外交的能力明显不足,对外进行人权公共外交的战略筹划和设计能力不足。中国亟须将自身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倡导中国特色的人权观,加强与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互联互通,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话语能力。

联合国文明联盟初探

联合国文明联盟（United Nations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简称UNAOC）是全世界最高层次的不同文明对话组织。自2005年成立以来，它一直在引领和推动世界不同文明间的沟通与对话，现已成为世界各国就文化、宗教信仰等问题开展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有效机制。联合国文明联盟主要通过联合国与世界各国政府、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

“保护的责任”的发展趋势及对联合国人权保护理念的影响

“保护的责任”是全球化背景下由西方国家提出的一种新的人权保护理念，主要体现了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人权观。近年来，在联合国的推动下，“保护的责任”理念正在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与认可，联合国关于人权保护的理念也正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增添一些新的内涵。但“保护的责任”在内涵发展与具体适用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与分歧，尤其是在2011年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保护的责任”正面临被西方国家滥用的危险，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的责任”的内涵与具体实施存在诸多不信任感。作为与西方国家的人权理念和规范诉求存在诸多差异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正确回应正在发展中的“保护的责任”理念，引导其朝着有利于实现国际公平和正义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