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化与传统中国形象的建构

由概念的历史梳理可以发现,“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不是在中国文献中首先使用的,它最早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一词,既在内涵演变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历程,同时又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建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国家名称;“丝绸之路”作为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贸易路线体系,是联系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纽带。因此,丝路文化既是传统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内容,又是传统中国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

金莲川幕府精英与元代文化的走向

对元朝文化的探研不仅需要注意元王朝肇建初期相当活跃的金莲川幕府精英与忽必烈信任互动的背景,更需要注意到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延续影响。该幕府群得以在忽必烈的金莲川潜邸聚集成群,与忽必烈本人思大有为于天下的愿景密切相关,而这个精英群在襄助忽必烈建立南北大一统的元王朝进程中,不仅缔造了汉法大举推行的黄金时期,也推动了元朝多元浑融的文化格局的逐步形成。

世界史的诞生与13—14世纪的传记书写

13世纪,蒙古人在以成吉思汗为领袖的“黄金家族”的率领下,形成一股强大的世界征服力量,打破了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改变了13世纪的世界格局。世界史的诞生围绕蒙古人的世界征略活动而形成,蒙古人理所当然地成为13—14世纪传记书写的主体,被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传记作者所关注和书写。相比于静态、封闭的地域性书写,13—14世纪的传记具有多语性、世界性和民族性等特征。

论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及其原因

本篇从三个层面探究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现象及其繁荣原因。首先明清易代的复杂背景,对于清代传记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突破,意义非小,它不仅激发了清初士大夫史传写作的热情,而且促使了清代史馆的常规化建设。其次,清代史馆制度的完善不仅使官方传记有序、全面地走向繁荣,而且带动了士、民各个阶层传记创作的良性繁荣。最后,女性传记创作的繁荣代表着清代传记创作的整体繁荣。

论元代“续兰亭会”

元末至正庚子年(1360),由浙江地方官刘仁本在时属绍兴的余姚秘图湖畔雩咏亭上主持召开"续兰亭会"。"续兰亭会"从内容到形式再到精神内涵都有接续东晋"兰亭会"的意思。这既与刘仁本个人的兴趣有很大关系,又与元代兰亭书学文化、雅集文化有深厚的渊源关系,更与元末南北对峙、东南士流心系大都、力图恢复社会秩序的愿景密切相关。

13—14世纪“丝绸之路”的拓通与“中国形象”的世界认知

13—14世纪,蒙古人的世界性征略行动在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使海、陆“丝绸之路”大范围贯通,欧亚大陆上并存的几大文化圈的相互交流与认知情形大为改观。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由传统汉族为中心的小中国转变成多民族、疆域辽阔的大中国,而且也借助海、陆“丝绸之路”畅通这个有利环境,成为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为世界所广泛认知与认同。世界几大文化圈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由“名”到“实”,由传奇到现实,由官方的、宗教的表达走向民间的、世俗的表达。正是借助“丝路”拓通的现实基础,“中国形象”在世界人们的心中前所未有的饱满而富于活力。

浙东文人群与明前期文坛走向——从“元正统论”视角观照

明代文坛格局中,浙东文人群的主要意义在于承元。在忠实执行朱明王朝意志,快速修撰《元史》的进程中,浙东文人秉持"元正统论",概括提出元季创作总体上"通经显文"的特点,这也可以看作是明初的创作取向。基于"元正统论"而提出的"通经显文"创作观,没有因为浙东文人群退下文坛主宰地位而消失,代浙东文人群而起的江西派和台阁体,继续承元统之绪,以理学主导文学创作。直到"土木堡之变"动摇了"元正统论"的根基,更兼嘉靖时期与北元关系的变化,明代文坛才以复古运动的掀起而真正开启明季文风的锻造进程。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说”(下)所存在的几个问题浅谈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篇“明之人情小说”一章,因为资料的限制,在版本考订及版本著录方面尚有可斟酌之处。本文即作一些补证与说明,以资商榷。

天花藏主人为女性考

本文据国家图书馆所藏《天花藏批评平山冷燕四才子书》的评语,指明天花藏主人乃是女性,并对有关的问题作了考辨,最后推测她可能为素政堂书坊的女主人。

《金云翘传》:叙事模式与人物塑造的双重突破

本文从小说叙事模式角度分析《金云翘传》创作取得成功的原因,认为《金云翘传》在文本的不断扩展和复杂化过程中,同时也实现了人物塑造的复杂化,两者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元代西域人的华化进程与作家群体发展阶段述论

13-14世纪期间,西域人大量东迁的社会事实使得元代西域作家群体出现在本只属于汉人作家的中原文坛。随着西域人融入中土的进程,作家群体创作在不同阶段有不同侧重与表现。初期阶段表现为西域贵族有识之士结纳中原汉族文人,努力华化,创作较少,翻译较多;高潮阶段表现为经过几代的华化之后,西域作家群体基数增大,代表作家成绩斐然,堪与本土优秀作家相抗衡;退出阶段表现为受政治背景的深刻影响以及因西域人完全华化,西域作家群体历史性地退出。

近十年元代诗文研究述要

近十年来,一直相对薄弱的元代诗文研究有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研究团队和优秀学者快速成长。围绕文献整理与研究,多民族文化与文学,诗文理论与批评,地域文化与文学,文人群体以及文学史撰写等内容,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

宋濂与元明诗文格局

宋濂尽管被誉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考察其教育背景、交游出处以及文坛作为,他只能算是元明时期的过渡者,并未开创明朝文章风气。首先,他与元代中晚叶馆臣过从密切,深受其文章理念的影响。其次,宋濂在明初的作为,以任《元史》总裁官为最著,却由于修撰过于仓促,致使《元史》基本成为宋濂等人对元代馆臣文献、撰述的一次系统整理。最后,宋濂在明朝的活动时间甚短,又以朱元璋的猜忌、宋濂的谨慎,宋濂未能开创新风。之后更因燕王的篡位、宋濂得意弟子方孝孺以及宗族友朋的被诛杀,宋濂的影响终被强行中止。

浙东文化与元代西域人之华化——以迺贤的创作为讨论中心

13-14世纪期间,藉由蒙古人的三次西征,西域人东迁中土的情形极其频繁。而中华文化"无远弗届"的渗透力也使得生活在中土的西域人在经过几代的涵养之后,完全华化。长期生活于浙江庆元的葛逻禄氏迺贤作为末代色目,浙东文化构成其教育背景的重要部分,成为他的思维模式、创作经验和表现手法的底色,使他真正脱却了他的祖先身上的"居逐水草,驰骋猎射,饱肉勇决"的游牧气质,这种文化上的深刻渗透甚至使他成为元代西域作家群体终结者的典型。

八股文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演进——以明清戏曲创作为例

八股文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受到各种文学形式的影响,且作为读书人的进取之资,为人们年深日久地修习,所以又对各种文体影响深远。曾经地位卑弱的戏曲在八股制艺的影响下,历经深为八股制艺浸染的文人的改进,艺术创作由粗转精。

元代草庐文人与他们的文学时代

元代草庐文人基于对大一统时代疆域辽阔、文化多元、思想驳杂现实的理解,在哲学思想上和会朱陆,学宗朱子兼宗陆学;在人生选择上,放开心扉,不立崖岸,负笈北上,不负所学,成为元代南人北进风潮的中坚力量;在创作上,草庐文人以和会包举、雍容大气之态黼黻时代,倡导清和雅正之风,并借助群体的社会地位与影响,令其审美倾向蔚为一代文坛风气。

南北融合与元代文坛格局的建构

与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背景相呼应,元代一统文坛格局的形成经历了四轮南北大融合:第一轮在1260年前后,是西域文人群崛起的重要基础;第二轮包含北人南下和南人北上两个过程,分别在1278年、1286年左右,前者推动了元曲南移进程,后者推动了元代中叶正统文坛的南北融合;第三轮以延祐首科(1315)为标志,以馆阁文人为主导的元代中晚期文坛格局得以形成;第四轮在“至正更化”前后,1340年到1352年左右,元末正统文坛因之而有中兴之势。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不仅使其文学格局走向大一统,更影响了元代文学的审美追求,使其呈现出“清丽”“清和”“粹密”等风貌特征,推动了元代文学臻于多元平衡后的彬彬之盛,无论是融汇过程还是其结果,皆有着不容掩抑的意义。

士、商融合与文体之变——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例

明清之际江南士商融合的社会大背景,使得王世贞的商人传记在文体上有较明显的变化:倾向于选择士、商身份有过置换的传主,并热衷于表现商人身上士的素养和道德节操。士商融合的社会形势还导致了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和文学史写作的动态变化。

元代文坛:多元格局形成与地方力量推助——以江西乡贯为中心

对于元代文坛多元格局的形成,江西乡贯文人的作用明显,而这又以江西文人对南北一统、文化多元政治现实的认同为前提。作为王朝一统进程中人口增长最多、数量最大的地域,江西在文化上也获得极大繁荣。滋生其中的江西乡贯文人深省顺处,力以务实观风态度,涵容博取。其所推动形成的平易正大风格,正有以黼黻多元文化包举并存的时代氛围。

江南文化与吴伟业的戏剧创作

江南文化对吴伟业戏剧创作的思维与表达方式深有影响。本文拟从江南水性文化与吴氏戏剧的忧柔品格、江南女性文化的盛行与吴氏戏剧对女性的推崇、江南诗性文化与吴氏戏剧的文人色彩三方面,来具体探讨吴氏戏剧创作特点。本文认为,江南文化的深刻影响成就了吴氏戏剧的高艺术水准,造就了其独特的戏剧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