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与反复:从“革命鲁迅传统”到“鲁迅革命传统”

“革命鲁迅”的建构目的是以鲁迅道路来论证现代中国道路,其实质是“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形象经过了“革命鲁迅/党的鲁迅——思想革命鲁迅——主体鲁迅——鲁迅左翼——同路人鲁迅”的变化,分别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国崛起——后革命时代”等阶段,发挥了“反帝反封建——反封建思想革命——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第三世界左翼——后政党政治批判”等功能。基于当今“后革命时代”看似历史终结实则在反复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回到新民主主义起点,重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激活鲁迅的“人国”理想和知识分子领导权,实现从“革命鲁迅传统”到“鲁迅革命传统”的主体转向。

“鲁迅大撤退”现象研究

"鲁迅作品调整"之所以会从新课改问题升格为2010年前后的"鲁迅大撤退"讨论热,其实是公众对之前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告别鲁迅"看法的集中表达,更深层次上则反映了特定群体对当代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不同认识。其中中学教育界的"语文性"和公共思想界的"人文性",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但是,双方都排斥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和革命的合理性,最终割裂了人文性和工具性、革命鲁迅和启蒙鲁迅的有机统一,忽视了鲁迅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

自我历史的遮蔽与重叙——鲁迅为何否定《鲁迅在广东》

目前关于鲁迅初到广东的情况和心态,因为保留下来的直接资料很少,基本依据的是他本人在《通信（致李小峰）》、《答有恒先生》、《怎么写》、《在钟楼上》、《通信（并Y来信）》等文章中的自述,在这些文章中鲁迅重点谈了自己是如何被绑架、利用和扭曲的。

鲁迅与女师大风潮

关于学潮的评价，一向是左右对立、针锋相对：自由主义者认为学潮是错的，因为破坏了既有秩序；激进主义者则认为学潮是对的，原因同样是破坏了既有秩序。不难看出，二者立场虽然迥异，但认识逻辑其实相同，都存在着倒果为因的倾向：一方看到了革命之恶果，以此逆推出恶因，所以学潮中充满了阴谋和“私怨”；另一方看到历史最终选择了革命，以此逆推出合理性，所以学潮的发动者只存在正义和“公仇”。

“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达恩顿启蒙研究的意义

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之源和知识分子的立命之本，“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如何？”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它的最大困难在于影响的难以证实，面临着方法和材料的巨大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1939-）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回到鲁迅”之辨

“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是1980年代中期王富仁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的著名口号，由于它的革命性意义，最终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进一步浓缩为“回到鲁迅”，实际成为了之后鲁迅研究的理论支点，以及研究者批判现实的重要武器，它给了倡导者如此强烈的鼓舞和自信，以致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场合，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代性、近代性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现代性”取代“现代化”成为核心话语，它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然而近年来对它的认识越来越宽泛、芜杂，其阐释力逐渐丧失。在这种时候不要轻言“终结”，而应返顾它发生发展的过程，从历史的清理中去寻找新的突破的可能性。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判及其反思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是现当代文学重大命题的一个理论浓缩,90年代“现代性”视角的引入使它受到了系统批判。但这种批判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二者在方法论上有一致性,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应简单否定,而应该坚持历史批判的方法。

鲁迅与三·一八惨案

因为《记念刘和珍君》的巨大影响，以及大量三·一八惨案的资料汇编，此事似已题无剩义，譬如朱正最新的鲁迅传记《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在第十五章“刘和珍之死”里仍然是政府屠杀、群众惨死、泣血控诉的旧说法。但实际上，这些认识和价值判断都明显受到了鲁迅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

作为一个不断重构的历史概念,"中国现代文学"指涉了文学观念、文学样态和学科命名多个层面,它的内涵和外延几度变化,形成了凸显和遮蔽反复纠缠的现象,这是不同时期学科观念和社会思潮的反映。其实概念演变的背后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民族国家的背景和何谓"现代"的追问是理解概念的关键。从文学角度和长时段来看,这种对"现代"立场的坚守其合法性是有限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

作为一个不断重构的历史概念,"中国现代文学"指涉了文学观念、文学样态和学科命名多个层面,它的内涵和外延几度变化,形成了凸显和遮蔽反复纠缠的现象,这是不同时期学科观念和社会思潮的反映。其实概念演变的背后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民族国家的背景和何谓"现代"的追问是理解概念的关键。从文学角度和长时段来看,这种对"现代"立场的坚守其合法性是有限的。

史学不是年轻人的事业——历史的复调与《叫魂》的启示

2014年4月1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做了一期名为＂阅读茅海建＂的专刊,文章概述了茅海建近年来治学的历程和经验,其中特别提到了他在《近代的尺度》中的一个观点,并配以醒目的大标题——＂史学不是年轻人的事业＂。这段话是这样的：史学确实不是年轻人的事业,不管你用何种方法,

广州省立女师风潮

广州省立女师风潮，是鲁迅与许广平在厦门通信中反复提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个隐藏于通信中的、鲁迅并未亲身参与的学潮，不但关涉到广州的学界和政界的复杂派系斗争，是鲁迅进入广州之前的重要政治背景，而且对于认识许广平、鲁迅的政治倾向，特别是鲁迅对学潮的复杂态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读《传媒时代的文学》

“将现代传媒引入文学研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这既是近年来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也可以看作为学术界的一种自救行为”，周海波教授的新著《传媒时代的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这句简明扼要的开篇词点出了学术界目前面临售勺困境。如果说传媒研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自救行为，那么《传媒时代的文学》则应算是作者针对当下传媒研究的困境来寻求突破的一个自救行为。

活着的死人总来闹事——侍萍的旧照片与周朴园的回忆重构

对周朴园个人来说回忆是一种怀旧和赎罪的精神需要,但建立"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的现实需要让他重构了记忆,并营造出一个"三十年前"的时空,目的是让家人按照过去的价值规范来行动,这样"死人"就控制了"活人",然而过去和当今的融合最终带来的是悲剧的再次重复,也让我们看到了回忆的真实性的脆弱。

周公馆的客厅和视觉回忆

周公馆的客厅是一个虚拟的历史空间,一切都是为了回忆一个"活着的死人"——侍萍,对周朴园个人来说这是一种怀旧和赎罪的精神需要,但建立"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的现实需要让他重构了记忆,并营造出一个"三十年前"的时空,目的是让家人按照过去的价值规范来行动,这样"死人"就控制了"活人",然而过去和当今的融合最终带来的是悲剧的再次重复,也让我们看到了回忆的真实性的脆弱。

《朝花夕拾》:“旧事重提”与鲁迅的“复性革命”

《朝花夕拾》的“旧事重提”并非单纯的回忆,而是一场“复性革命”。鲁迅在国民革命的冲击下,逆转了此前五四启蒙的世界主义和国民批判立场,重新回望早年历史,思考自我、民众、文明传统。但这种反顾并非复古,而是返本开新,在“早年经历——启蒙重叙——革命重叙”的链条上,鲁迅在“合”的更高意义上兼容扬弃了“正”与“反”,他既未完全否定启蒙,也未完全肯定传统。最终鲁迅建构起一种辩证法和延续性,其个人史的三合一既形成了兼容批判和介入的“革命人”主体和“鲁迅革命传统”,也表征着文明“通三统”即兼容传统、启蒙和革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