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故事新编》对晚清“翻新小说”的超越

鲁迅在《月界旅行·辩言》中对于高深的科学思想传播与流行的"本国说部"相结合的思考,一定程度上为不久后的"翻新小说"所实现,但遗憾的是,后者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价值长期以来却被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研究者所忽视。而鲁迅自己在晚年写成的小说集《故事新编》却也带有旧著翻新的色彩。表面来看,这似乎又是王德威在《晚清小说新论》所提出的"五四压抑晚清现代性"又一显著的典例。文章以翻新/编新的策略入手,比较二者在时间观、创作心态所具有的差异性,在重新发掘被忽视的翻新小说的同时,给予《故事新编》价值所重新建构的尺度视角,并以此对王德威"压抑论"进行对话。

裂变与重组:茅盾南下与战时中国文坛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茅盾婉拒了董必武动员他加入"三厅"和"文协"工作的邀请,随后离开政治中心武汉,前往粤港创办《文艺阵地》。但相较于茅盾此前在"左联"乃至整个左翼文坛的地位和分量,茅盾此刻的南下选择显得"不合时宜"和"耐人寻味":一方面,七七事变后,由于地缘交通的缘故,粤港一度成了文人聚集的新中心,这样的"可能性"因战争形势而终结,也因此遗憾地被后来文学史所遮蔽;另一方面,茅盾南下选择的背后也夹杂着对"两个口号"之争中析出的"自由斗争"的思考。《文艺阵地》创刊以后,伴随着"暴露与讽刺"之争,茅盾坚持"自由"探索,终于走出了一条与"三厅""文协"都不同的抗战文艺之路,实现了在南方粤港等地开设新"文艺阵地"的愿景。

救国会与茅盾战时“后方行动”(1938-1940)

茅盾“新疆风雨”可谓其战时乃至人生“道路”中最为曲折的一段经历。而就此次西北之行,既有论述在“史实梳考”与“深度阐释”上成果较多^(①),显更侧重“本体”同“外视角”的结合;但就“内视角”,即茅盾“为何选择去新疆”,长期以来似不成为问题,如有关涉,大多仅草草提及他“受盛世才/杜重远之邀”。可于情理言,将“东南海滨到西北高原”的万里流徙仅归因于他人约请,多少窄化了茅盾动机的阐释空间^(②)。针对赴疆前茅盾思想活动的事实研探,也尚存不少“灯下盲点”^(③)。踏足“茅盾在西北”命题,自应从史料起步,而最终仍须“借此回到具体却复杂的历史语境”,以揭示“茅盾的文学行为、文化实践与其所在的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④)——彼时,杜重远身处的生活书店即救国会群体,本已是茅盾战时文艺工作的长期合作对象。因之,茅盾自南向北骤转“移步”的动机^(①),非单线“点对点”式理念“冲击—回应”,而是双向度经验交互展开,有意识地与救国会完成一次组织化“行动”^(②),其背后应有个体经验勾连救国会群体观念的系统性逻辑支撑。

言论空间机制的探求与重返“五四”的可能——从王玉春的《五四报刊通信栏与言论空间建设研究》谈起

新文化运动"百年回望"的热潮尚未消散,五四运动又迎来了"百年纪念"。然而,就在两个"百岁华诞"的节点上,学界却发出了不少尖锐的声音,一系列对"新文化一五四"的"重审"、"反思"乃至"批判"接连而至。当然,这样的观点固然有其历史的脉络延续和当下的现实考量,它们的发酵伴随着自20世纪80年代起的思想开放运动以及学界不断深入的史料发掘进程,更勿论近年来愈发高涨的"传统文化"、"国学"热潮的激发,百年节点给予了一个将其放大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