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借医弘道到悲田养病——试论汉唐之际中国佛教医学的发展及其贡献

佛教医学传入中国后,通过早期僧人的行医,为佛法初传作出了贡献。但是同时也面临着中土其他医疗资源的挑战,佛教医学通过调整治疗方法及无条件救济底层民众,改变了初传时的不利状况,到唐代时更是融入了国家的救济体制。佛教医学在汉唐之际发展极大,为佛教的发展争取到了信众和统治者的支持,同时也影响了中土医学的发展方向。

佛教与哲学的近代相遇——以晚清民国的中国哲学史撰述为中心

在中国哲学史草创和发展的历程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国佛教在其中的位置。这种中国佛教与哲学在近代东亚文化中的相遇,至少形成了三种交汇方式:以西方哲学模式谈中国佛教的宇宙论、存在论、认识论、伦理学等问题,以中国哲学模式谈中国佛教在心性、体用、天人、知行等层面与儒道之互动,以佛法自身系统谈缘起、空性、真如、唯识等佛教教理和宗派思想。这一曲折的相遇过程涉及概念转译与文化碰撞、社会思潮与民族情绪、学科形塑与视域融合等多重问题,也超出了纯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范围,体现在佛教哲学、佛教史、佛教概论等不同形态的著述中。中国佛教与哲学的相遇,是佛教中国化在近代的体现之一,也为今后的佛教研究和中国哲学探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发。

近代中国佛教制度革新的一个尝试:以民国时期佛化婚礼为例

近代中国佛教制度改革中对在家信众影响很大的一项内容是佛化婚礼的创制。按照设想,佛化婚礼是接引青年信徒、创立佛化家庭、建设人间净土的重要途径,但在推行过程中,经历了教义与戒律、利益与派系、实践与方法层面的反复争论,最终形成较为固定规范的流程,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民国时佛化婚礼在论辩中曲折推进的过程,折射出近代佛教制度改革中教内外的关注焦点和多重困境,对当下佛教仪轨的改进和制度革新的推动有启发意义。

宋代理学家排佛思想初探

宋代理学家在"儒门淡泊"的情形下继承前代已有的排佛思想,通过建立新儒学体系,开辟了一条通过形上领域的哲学、义理层面,如世界观、心性论、人生观、体用观等方面来排斥佛教思想的新路径,这是宋儒排佛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但是,始终以华夏文明正统自居的宋儒在批判佛教时难免流于本位化、情绪化、盲目化,出现了许多对佛教的误读。不过从排佛的实际效用看,新儒学的建立,却有力地振兴了儒门道统,间接地打击了佛教势力。

中国佛教的未来走向——评《佛教现代化与化现代》(圣凯著,金城出版版社)

佛教与晚清民国以来“现代性”的相遇,是其在之后一百年以及更久的将来要面对的关键议题.不论认为现代性会导致佛教衰落还是复兴,都不能否认其给传统佛教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变化,因而佛教不得不正视之.当然,相遇意味着挑战与机遇并存,佛教并非全然被动适应,从近代的状况看很多僧人居士就以其宗教实践引导甚至塑造了中国的现代性.时至今日,佛教界任然面临相似的问题,用圣凯法师新著的标题来说就是：佛教的现代化与化现代.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两重历史脉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对于我国当下和未来的宗教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思想来源看,该理论有两条主要的历史脉络:一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及我党早期宗教工作的政策和方法;二是我国传统宗教观念、政教模式及治理经验。通过对两重历史脉络的梳理,可以阐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和工作实践的发展方向。

大运河文化与近代中国佛教的区域性、跨地域性和世界性

在近年的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区域佛教的方法日益受到重视,以地区、省份、城市等为范围的研究纷纷涌现,并且在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自觉上逐渐突破了原有地方佛教史料汇编的局限,为重新拼绘一幅完整而全新的近代中国佛教版图奠定了基础。但是,正如每一种研究视角均有其优势和不足一样,区域佛教史的方法也不可能展现佛教历史的全部面向。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基层实践困境与出路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题中之义。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①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②2017年党的十九大重申了“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历史呈现、思想基础与当代意义

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包容性,在中国历史的文化繁荣、伦理秩序、民族和谐、信仰多元、生活多彩等层面均有体现,塑造了中华文明独有的绚丽景象。包容性特点的形成,建立在传统文化对事物之多样性与同一性关系认知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的哲学基础上。通过对这一特性的历史梳理、结构把握和当代转化,能够对锻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与方案。

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智慧与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国佛教修福传统的哲学内涵与伦理意蕴——以福田思想为中心

在佛教追求智慧解脱的义学系统外,以福田思想和实践为中心的修福传统,极大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和修行习惯,推动了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构成了大乘佛教福慧双修的完整的解脱修行观。从佛教教义和伦理视角来看其所倡的福业和福报,可知其并不限于有漏的善行和世俗的人天果报,而是在修福目标上直指清净无执的善行、通向终极解脱的佛果;在修福方法上强调播种福田时三轮体空、无所执著的心理状态;在修福动机上主张从利他的善行出发而达到消极的出世间的自利。这种修福传统的哲学内涵体现出与信众行善实践的差异和张力,但二者却存在转化的可能性,这正展示了佛教思想中福、慧二者互具的密切关联。

分离与交涉：民国佛教与国民教育互动的三种模式

教育界与佛教界的关系并非从民国开始就呈现简单的政教分离模式或针锋相对状态,而是通过多种方式相互影响和交融后方达到新的平衡状态。除了佛教自办学校开展僧教育外,还包括佛教界试图将僧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制、在基础教育中普及佛学,这两种尝试皆因不符国策告以失败,但政府也在大学中设置了佛教哲学和历史等研究科目,以折衷的方式达成互动的结果。佛教界与国民教育的互动关系不仅重塑了佛教知识的传承方式,也影响了近代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尤其是佛学课程在近代大学中的成功立足,对其在近现代的复兴意义深远。

静思精舍 慈济人的“心灵故乡”

车开到静思精合时，太阳刚升起不久。清晨的阳光柔和地洒在近在眼前的中央山脉上，洒在精合白色的外墙上。盘根错节的榕树下，松鼠和蜥蜴不时会露下头，让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隐隐透出些神秘而祥和的色彩。

近代中国佛教徒的赴日考察及其意义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困,僧团内由此掀起了一股改革的风潮,希望通过革除弊端达到复兴之目的。在这一近代的危机和变革过程中,中国佛教亟须处理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因应现代性带来的重重挑战。

佛教与哲学的近代相遇

在中国哲学史草创和发展的历程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国佛教在其中的位置。这种中国佛教与哲学在近代东亚文化中的相遇,至少形成了三种交汇方式:以西方哲学模式谈中国佛教的宇宙论、存在论、认识论、伦理学等问题,以中国哲学模式谈中国佛教在心性体用、天人、知行等层面与儒道之互动,以佛法自身系统谈缘起、空性、真如、唯识等佛教教理和宗派思想。

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定位、理论内涵及价值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这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上的。新时代传统文化的发展,需重新界定其外部关系与内在涵义,以更好做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种转化和发展的价值维度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对坚定文化自信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推动,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助益。由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能嵌入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的发展过程,进而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近代中国“佛教”概念的重新发明及其影响

处于古今中西之变中的近代中国佛教,面临多重困境挑战和转型发展的机遇。而西方观念的迻译和文化冲击给这一进程带来的影响至关重要。知识精英、政府部门和佛教信徒无不需在全新的话语体系中重新定位"佛教"的意涵以及"中国佛教"的处境。尽管各方很难在不同立场上达成一致的认识,但却共同搭建起了一套研究佛教、管理佛教和信仰佛教的现代系统。透过概念史的分析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佛教"概念的重新发明不仅是语言游戏,其意义超越思想层面而直接影响到宗教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佛教徒的信仰实践方式,并且这种影响力在当今的中国佛教发展中依旧有所延续。

近代中国佛教的地缘性特征：以苏北僧人为例

地缘网络是法缘关系之外另一条连结僧人的线索,在协调僧团内部关系、塑造地域佛教特征等方面至关重要。近代大量苏北籍僧人出家后涌入苏南地区和上海等地参访、就学、受戒或应赴,他们因来自相同或相近地域而相互提携照应,在僧才教育、寺院经营、僧团组织、社会参与、佛事弘演等方面给民国江浙佛教的生态和走向带来诸多影响,形成独特的地缘性特征。借由对近代僧人地缘网络的考察可以描绘佛教的地理图景和地域文化元素,呈现民国佛教实态和活态,进而重审僧团的内部结构、反思佛教的改革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