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所载历城史部文献情况析论——以乾隆《历城县志》、民国《续修历城县志》为中心

本文通过将乾隆《历城县志》与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所载史部文献爬梳分类,并将历城史著与济南府志所见史著对比考察,试图直观体现历城史学文献撰写成果的侧重得失,联系济南史著的整体风格,考量居文化中心的历城在济南地区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引领作用;同时,本文进一步把历城县与兖州府的文教之都——儒学祖庭曲阜县的史部文献进行多方位比较,展现在齐鲁两类文化传统的激荡下,于两县史学文献撰写方面的异同反映,以期揭示历城史部文献的特殊性,对历城史部文献产生并发展的原因提出合理的解释。

先秦侠风的历史书写——从《史记》曹沫形象谈起

曹沫位列《史记·刺客列传》所载侠客之首位,作为行侠风气的首倡者,对先秦侠风历史书写颇具典范意义。曹沫以其丰富的性格特质、多重的角色身份、看似矛盾实则互为补充的个人事迹,展现了春秋时期士风变革、文武两类特质分道扬镳的大背景下,于侠客史具有"承上启下"地位的侠客雏形姿态——"国士"群体,在塑造侠客行为样态和价值取向的重要作用。"国士"们继承、发扬肇始曹沫的侠风,最终使战国以来的成熟侠客群体得以脱胎生成。

先秦“国士”群体形成及演变隅论

国士作为士阶层的子群体,遭遇世情转移时会依据士人群体的集体转向做出相应调整与改变。在追随士阶层变易的同时,国士也有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国士"群体首先在古武士"以文润武"、文武兼修的传统风尚中破茧而出,后又在肇始于春秋时期的文武分途、"士人专业化"风潮下选择了保留古风,延续绵延久远的尚武传统。在士阶层个性张扬、倡导自由意志与个体尊严的时代下为之一变,最终在战国时期过渡为有别于春秋"私属"的新型军事力量,以及集义勇于一身的侠客群体,先秦"国士"群体至此退出历史舞台;在后世继续其意涵的衍变,摆脱具体群体,转而成为一种"精神价值",以"迷思"的形式存在于后人的评说与想象之中。

清代山东刑幕王贤仪的生活世界——以《家言随记》为中心

王贤仪是清代山东的著名刑幕,所撰笔记《家言随记》记述了其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包括择幕缘由和家庭生活,行幕方略和官幕关系,文化好尚和文艺交际等。其择幕源于生计与家族观念,幕业家庭的生活水平则明显受个人消费观与幕友行业惯习的影响;行幕方略是王贤仪构筑良好官幕关系并晋身名幕的根本保障;文化好尚是王贤仪“儒幕”价值追求的体现,文艺交际则反映其进驻地方文人社会的努力。这些社会生活的面向共同塑造了一个特殊而一般的刑幕个体形象,反映了清代幕友的群体状态。以王贤仪为个案开展研究,有助于全面展现清代幕友的职业形象和生存状况,亦能对幕友个体生活史的研究有拓宽意义。

泉与城市:明清济南泉水资源的利用与治理

明清时期,泉水已成为济南城市用水的主要水源,其以丰富的利用方式为城市提供了社会、经济、环境、景观等方面的正面效应。与之相对应,泉水资源的不当利用则是导致城市水环境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诸如泉眼消失、泉水污染与泉源壅塞等现象的出现与加重,集中反映了用水不良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促使官民开展治理实践。明清济南的泉水治理以增加泉眼、修治泉池与疏通壅塞为主要方式,呈现出较强的官方主导性质,与济南的省会地位相匹配。治泉的过程与成效,体现出传统行政中心城市资源管理与治水模式的优势与局限。

己卯前夕:晚明济南的城市社会与生活

晚明时期济南城市的社会与生活,在诸维度上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变迁。生活空间方面,新的聚居区与城关市廛渐成规模,城市园林雅俗并现,济城居民在争竞、营建生活空间的过程中不乏生活方式的主动调适。民众活动方面,岁时庆典、信仰参与、城郊旅游的进行,使城市与乡郊联成相互沟通的活动场所,搭建起城乡民众共享日常的文化空间。社会风气方面,城市社会经济的勃兴引发以崇尚奢侈为表征的消费扩张,亦使游民群体成为城市社会新的弊病。晚明济南丰富的城市生活虽因己卯之乱与鼎革滋扰而被迫中止,其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与内容却并未消亡,因而入清后得以承递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