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激励与增长方式转变:信息不对称的视角

信息不对称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会产生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通过多任务道德风险模型和自愿退出机制的逆向选择模型,可从多级政府间、政府和企业间两方面就信息不对称问题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增长方式转变未见显著改善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信息不对称也是导致不同地区间存在增长方式转变差距的重要因素。为抑制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负面影响,上级政府在考核下级政府时应加大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考核权重,建立并完善系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应力避企业隐藏信息的行为,加大对企业转型的转移支付,促进企业生产方式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

混合经济的最优增长分析

在混合经济中,政府可以通过公共资本的增加来提高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促使经济在最优状态下实现持续增长。而社会性的最优增长状态,可以通过设定适当的税收和国债政策,在混合经济中得以实现。为达到最优增长状态,在短期内,可以通过递减的消费税率来抵消对资本收益征税的负面影响,但长期而言,必须避免对资本收益进行征税。同时,虽然国债是中立的,但国债为最优税收政策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

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经济增长——兼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结合社会分层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论述在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现代经济增长中、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创新的规模与质量、创新的制度与文化环境、以及创新的知识与智力基础,从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世代交叠模型中的环境政策分析

本文在OLG模型中考虑资本生产带来的环境外部性,分析了市场竞争均衡结构下的资本动态学,并且在稳态时比较静态分析经济中各因素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认为:严厉的环境政策有利于积累更多的资本,且有利于提高环境质量等。另外,政府在征收环境税,内在化环境外部性的同时,还需要征收消费税、一次性转移等内在化代际外部性以实现社会最优配置。

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与技术选择——中国的工业化和可持续增长探讨

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分别强调了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变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理论和史实的探讨,进一步明确:技术进步不仅是一元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同时也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主要推动力,因而起着最为根本的作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技术选择对于劳动力的再配置则至关重要。在我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过程中仍然必须注重劳动偏向型的技术选择,而借助政府作用大力提升各层次的人力资本以促进技术与劳动要素的匹配,是实现技术变迁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经之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使国内再次兴起长期增长动力研究的热潮。而基于对我国发展实践和现代增长理论研究的考察与反思,我们认为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应关注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社会性结构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核心社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性作用。本文结合内生增长理论讨论了社会结构的核心——社会分层与流动如何通过影响创新进而作用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可能机制,并在分析社会结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性结构改革的相关建议。我们认为,社会结构层面的改革也应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向。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动力研究——增长与发展统一视角下的经验分析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城市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而从发展的视角考察城市的经济增长,除了传统研究所注重的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之外,必须充分考量空间集聚和经济结构转变的因素。在对我国35个主要城市1994-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动态差分GMM方法对这些城市的经济增长动力展开了详细的数据经验分析。特别是,我们明确区分了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集聚与集聚效应,结构转变与结构转变效应。分析结论显示,我国近十几年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的提高以及产业的结构转变,集聚效应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而集聚导致的拥挤等负面影响却已经显现。

经济增长主动力的国际比较

本文运用灰色关联法比较分析了中国与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四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主动力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国内需求是中国与这四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然而不同的是,这四个国家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投资需求的影响,而中国则是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消费需求的影响;另外,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大于这四个国家。据此,本文强调中国应加快形成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为主,同时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促使经济更加稳定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本文也提出了相关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

增长与发展视角下的中国深度城市化——基于文献的研究

随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的日益融合,结构转变与城市化已成为增长与发展的共同核心主题。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使得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也日益成为增长与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城市化则集中体现了二元结构转变和集聚。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城市化主要源于经济结构转变和集聚效应的促进作用,同时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变动也存在重要影响,因此进一步推进"深度"城市化是我国增长与发展的首要问题。我国"深度"城市化的核心除了相关研究强调的农民工市民化之外,更应该包括追求二元结构转变与空间集聚的联动和统一。

校企空间邻近对合作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

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创新无疑是创新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本文应用动态优化模型分析地理因素影响下校企合作创新的发生机制,通过挖掘大学和企业的地理信息以及校企合作专利等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校企空间距离对专利合作概率及合作次数具有负向影响;而企业和高校的异质性导致距离的影响呈现差异性,企业规模越小,其与大学合作受距离的影响越为显著;企业与“985”大学的合作更受距离的影响;不同行业的企业也表现出差异性。机制分析表明,校企所在城市开通高铁和地铁后提高了校企合作次数及合作概率,空间距离对校企合作的影响强度在交通改善后有所下降。稳健性检验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

双重维度下文化发展的经济学探讨--兼论借力财政杠杆加速福建文化发展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十八大进一步唱响文化强国的主旋律。本文首先基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从文化的双重维度归纳论述了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机制,探讨了文化双重维度下我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划分与关联;在此基础上联系各国实践分析了文化发展中公共财政的重要作用;进而结合福建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讨论了借力财政杠杆加速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如何提升我国共同富裕水平

技术创新是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是推动我国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深入探讨驱动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六期的面板数据探究技术创新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持续提升人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同时,显著降低了社会成员之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离散性,推动我国社会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趋近。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强化了政府对创新的引领作用,放大了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扩张的正向效应,技术创新通过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进而提升了我国的共同富裕水平。公共创新和私营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公共创新通过创新系统设计和基础研究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长产生更强的正向促进效应。本文探寻技术创新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作用机制,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尽早实现提供了有益参考。

技术创新与中产阶层演变——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公共与私营创新的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考察技术创新是否提升了我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及其影响路径。利用2010-2020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微观视角展开的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显著提高了中产阶层的规模;但国家创新体系中公共和私营两种不同主体的创新对中产阶层的演变则存在异质性影响;公共创新既提升了技能型中产的就业规模,也推动了非技能型中产就业规模的增长,可以“无偏地”扩大中产阶层;而私营创新虽然提升了技能型中产的就业规模,却可能对非技能型中产就业规模存在负向影响,将“有偏地”影响中产阶层。本研究显示了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关键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了技术创新对中产阶层扩张的正向效应,使得中产阶层规模随技术创新而增长。该研究为扩大我国中产阶层规模与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思路。

资源配置扭曲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再测算

从部门间资源配置的视角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增长与发展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本文沿用Hsieh and Klenow(2009)的思路,进一步结合中国实际,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1998—2007年的资源配置状况进行了再测算。分析显示,这期间中国工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呈现先改善后恶化的态势,其中企业规模对资源配置扭曲的影响最为显著,大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改善,而小型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则逐渐恶化,二者的综合效应则使得中国工业企业间总体资源配置扭曲程度从2005—2007年呈现恶化趋势。此外,总体而论,金融市场等导致的扭曲损失大概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两到三倍,但2005年后,对大、中规模企业而言,交通等设施的扭曲影响则与金融影响不相上下。最后,针对分析结论我们也进一步探讨了相关对策建议。

创新差异下的金融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

金融发展有助于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得到了许多理论研究的肯定,而在计量分析却有不同结论。但相关经验分析多从金融深化的角度展开,近期有研究提出金融宽化的概念。我们认为,基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现实中存在引进模仿和自主研发的技术创新差异,此时深化和宽化两种不同金融发展模式对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首先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展开理论探讨,进一步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用系统矩估计方法检验了我们的理论分析。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程度越低,技术进步越多地选择模仿时,金融宽化对经济增长作用越显著;而随着经济发展,自主创新比重增加时,金融深化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最后,本文也据此讨论了相关政策建议。

社会分层结构与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

从经济学与社会学跨学科的视角思考我国时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关注社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均证明了包括创业在内的创新在其中的核心作用。而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创新群体形成的职业阶层与其他职业阶层间可能存在差异。这种阶层差异将对创新进而对增长产生影响。本文在创新的增长模型基础上,导入职业阶层因素,利用理论模型解析其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当创新阶层的阶层地位低于与其存在人力资源竞争关系的其他职业阶层时,阶层差异将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且这种负面效应将随创新效率的提升而加剧。而影响职业分层的人才选考制度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正反两面的不同效应。本文还尝试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主要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空间集聚、企业动态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分析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结合及构建新的空间集聚指标,深入考察企业的空间集聚对企业动态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拓展相关理论模型,对企业空间集聚如何通过影响企业创新、进入与退出等动态演变,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传导机制进行了理论解释。进一步,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的经纬度地理坐标信息,构建了刻画城市企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新指标,从城市层面对理论分析进行了计量检验。数据检验支持了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中国城市中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对新企业进入和制造业增长均呈现"倒U型"影响,其影响企业进入的拐点值略小于制造业增长的拐点值。同时,数据分析显示,在本文分析的数据时间段内,多数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的负面效应更为显著。据此,本文也进行了简要的现实意义讨论。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演变:基于我国城市的理论与实证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可分为结构效应和总量效应。结构效应考察劳动力流动人口的结构性差异对不同阶层工资收入的差异性影响。总量效应则考虑劳动力流入导致的住房需求总量增加可能产生的相应阶层的财产性收入的变化。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基于我国城市数据的计量检验表明:由于流动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目前我国劳动力流动仍然会扩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而当流动劳动力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一半时,劳动力流动则可能缩小城市内部收入差距。

关系社会资本与代际职业流动

本文着重探讨关系文化背景下的关系社会资本对代际职业阶层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我们利用简单的理论模型解构关系社会资本对不同职业阶层的下一代向上流动的影响,并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数据,采用资源数量和使用倾向两个维度刻画的关系资本,对理论分析进行了经验检验。分析显示,关系社会资本有助于整体社会向上流动,但其对不同模式的向上流动存在差异性影响,对从底层职业向中间阶层或由中间阶层向最高阶层的代际梯次向上流动有明显推进作用,但不利于代际间从底层向最高层的跨越式流动。

从经济学再到政治经济学:理解包容性增长

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两次会议上倡导"包容性增长",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深远。经济增长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就一直是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史上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再到最近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发展中的繁荣与公正、市场与政府的认知的深入过程。强调机会平等的包容性增长正是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学发展过程审视政治与经济离合的演变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研究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