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犯罪学与三方网络犯罪框架的协同作用

本文旨在探讨女性主义理论在理解数字犯罪方面的价值。近一个世纪以前,弗洛伊德(Freud1927)在其对“文明及其不满”的分析中曾提醒我们,技术不仅为我们带来了进步,也使我们陷入了“悲惨境地”(另见Kirillova et al.2017)。毫无疑问,在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CTs)相关的成本和收益的关键方面,对男性和女性来说是不同的(Al Izki and Weir 2015;McGerty2000;Mumporeze and Prieler2017)。事实上,网络空间中的性别问题是其社会前身的反映(Baym and Boyd 2012;Braithwaite 2014;Jane2016a,2016b),性别与犯罪分析的关键出发点是谁是受害者、原因为何以及有何影响(Burgess-Proctor2006;Cook2016;Eagly2016)。

治理:关于五个论点的十点想法

我很荣幸能够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评论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关于治理的文章,并讨论其对当代政治学的影响。斯托克的文章对公共治理的研究,即便不是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也对政治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仁义市场:伦理基金与小额信贷的前景

在道德伦理方面不失公允的政治学偶尔———抑或如其诋毁者声称的那样,时常———只对开明利己主义作出回应。建立一支伦理基金,或投资一个小额融资项目,也许是对时代精神的起码让步,或者是对自尊心的间接提升。不过,对仁义的推崇提出了当前的问题和争议。投入伦理基金中的金钱绝非小数。在美国,每十美元中就有一元投资在“伦理的”金融手段中。它们在欧洲发展迅猛。至于小额信贷试验,情况显示,从孟加拉到玻利维亚,它们都带来了润泽四方的好处。正如本文所强调的,伦理基金和小额信贷的经验虽说不能填平过去与未来之间的鸿沟,却前景可观。它给出了一个时间的地平线,一种对即将到来的事物的展望,在这其中,已经到来的事物就是所谓国际公民社会的参与。

中国美学的跨文化视角

在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也可看到西方式现代性的印记。这些发展对这个星球上的人类事业而言是福是祸,将留待子孙后代来决定。无论最终的判断是什么,在知识分子中都似乎有一个全球公认的假设,即西方研究模式下的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复杂性水平将作为普遍规范得以应用。这似乎是受到西方在许多其他领域的优越地位的启发,特别是在技术、自然科学乃至军事能力方面。

科学、尺度与治理移动性海洋物种的边疆

海龟有着复杂的生活史,在其漫长的生命期当中会进行大范围的迁徙,常常会穿越多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区域。这种复杂性使人们难以“了解”海龟,并使管理海龟的现有国家和国家间机构的管辖权出现不匹配。本文考察了负责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海龟状况的科学家如何利用其科学专业知识使海龟变得具有可识别性,从而可以加以管理的,包括通过重新调整“红色名录”评估尺度规模过程,从而将全球性和区域性层级均包括在内。我们发现,在这一调整尺度规模的项目中,海龟科学家已创造了两个新的治理对象:有空间界限的“区域管理单元”和科学家自身,他们已经开始对自身及其围绕新的空间单元展开的工作进行整理归类,目的是在海洋保护方面取得进展。更广泛地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海龟“红色名录”评估程序这个事例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科学和科学家们的工作,他们努力使海洋资源变得可以辨识,从而变得可以治理,即使有时他们会公然挑战由国家主导的监管机构或管辖空间的界限。

性别与泰国北部气候风险的管理

在过去许多有关自然资源管理可持续性的研究中,要么会忽视性别,要么将妇女本质化为看护者或受害者。近期有关降低灾难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似乎正在重蹈这些迷思的覆辙。有必要进行更多有关性别如何影响与气候相关的风险的体验和管理的批判性研究。本文利用一系列早期的研究来探索性别对泰国北部农作家庭的气候风险管理的影响。作者发现,从事水产养殖的妇女对与气候相关的利润风险的感受更深,这与她们更加看重农渔场和社区层面的风险管理实践是一致的。从事庄稼种植的妇女和男人对变化中的干旱风险有着十分类似的感受。有关女性在社区层面的水管理中的角色以及性别化的社会规范的研究表明,女性在一个更大的集体层面上减少自己农渔场风险的难度要大于男性。本文显示,性别可能会影响风险承受力和决策能力,因此在加强气候风险管理实践或设计适应干预措施时,应当将性别因素考虑在内。

人的权利、人的遗骸:法医人道主义与死者的人权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它鉴别、定义并描述了现代人道主义中的"法医人道主义"这一独特的新趋势。法医人道主义常常在暴行产生后得到运用,为的是回答两个问题:死者是谁,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两个问题在多种背景中得到探讨,目的是确定暴行的问责制,对死者进行身份鉴别,将他们归还给其家人。事例包括:对阿根廷军人集团的犯罪调查,对危地马拉前总统里奥斯·蒙特的种族绝灭罪行的审判,将前南斯拉夫的死者遗骸归还给其家人,以及对西班牙内战秘密坟墓的挖掘。有两项必要急务使法医人道主义有着与更广义的人道主义鲜明不同的特点:裁决性和抚慰性。这两项必要急务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展现:法医人道主义在审判暴行和应对人类苦难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其次,本文梳理了法医人道主义的兴起史,指出塑造它的是四段特殊而又相关的历史的重合:人道主义历史、法律史、政治史和科学史。最后,本文提出以下问题:我们能否认为,作为法医人道主义实践活动的结果,死者是否可以被认为拥有人权了?

维谢格拉德集团能成为中欧的新兴力量吗

本文探讨了由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四国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在塑造中欧地区的新政治、经济和安全结构方面的作用。作者分析了维谢格拉德合作的优势和弱点及其对欧盟政治和北约的影响。文章的主要论点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在欧洲(既包括欧盟、东南欧,也包括欧盟的东邻)产生影响的主要手段是软实力。然而,维谢格拉德合作的近期趋势显示了它在经济层面、区域发展合作和安全合作中日渐增强的作用。该集团在欧盟内部的作用也在增强。

生命历程的个体化

生命历程是多样化的,甚至是去标准化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每一个生命都是个体化的?对于观察生命历程而言,个体化是否是一个有益的分析性概念?在本文中,作者考察了个体化有可能如何以及以何种方式在21世纪初影响着欧洲和北美的个体的生活。随后,作者介绍了生命历程的概念,并将两个概念并置在一起。作者勾勒了生命历程研究为个体化提供的分析性框架:人的能动性、生活联系、语境,以及时机。她聚焦于个体在其生命历程中所面对的社会结构、制约因素和机会,以及人的能动性的局限。在结论中,作者提出,个体化论点的流行掩盖了社会结构和制度的作用。对于社会结构、语境、时机等对人生作用的意识,可以让个体化、去标准化和去传统化等进程进入人们的视野。

多样性的民族主义乌托邦:官方的多元文化话语及其被米邦塔(墨西哥城)的原住民的挪用,1980—2010

本文检视了多样性的国际语言对墨西哥官方文本的影响,这些文本倡导将一种文化多样性的乌托邦当作一种想象国家共同体的新方法接受下来。分析得到了一种人种学案例的支持,该案例证实,原住民为了在这种新兴格局中争得一个较好的位置,会使用此类语言。与在全球化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后国家"观念不同,个案研究中所描述的官方和大众话语显示,尽管单一民族国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与超国家的力量和体制进行调和,但为定义集体主观性和地位而奋斗的首要之处仍然位于国家层面。这些奋斗反映了同族群国家的乌托邦与多元文化国家的乌托邦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国际机构、政府精英和本地群体这三类行动者之间的剑拔弩张与协商谈判之所在。

超越国界学术行动主义的里程碑——评凯克和西金克的《国际和地区政治中的跨国倡议网络》

临近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时的世界政治,与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Keck)和凯思琳·西金克(Kathryn Sikkink)20年前为本杂志撰文时的世界政治已经大不相同,在当时,“除了国家外,它还涉及许多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这些行为体彼此之间,与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都会发生相互作用”(Keck and Sikkink 1999,p.89)。

印度尼西亚廖内省泥炭地的森林化管理

在东南亚,湿泥炭地拥有丰富的生物量和水资源,但极易受到人为造成的环境变化的影响。它们构成了热带森林的一部分,在森林里,腐烂的有机物积累多年,形成富含碳的土壤。东南亚的泥炭地占全球泥炭总量的11%—14%。尽管泥炭地不适合耕种,但在过去的20年里,它已经逐渐变成了一种经济资源。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发,导致东南亚整个地区的严重退化、大规模的火灾和碳排放。为了了解泥炭地的变化情况,一个由来自京都(日本)和廖内(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人员构成的联合小组已经在廖内省的班加里斯(Bengkalis)进行了两个阶段的多学科初始研究,以便阐明森林的利用问题。这项研究旨在对社会经济语境下的森林利用进行全面分析,并对当地人在恢复退化的泥炭地、改进其长期管理的进程中的可能参与方式进行评估。

在不平等与派别主义之间:谁破坏了普遍信任--以黎巴嫩为例

2015年,黎巴嫩爆发了新一轮的抗议浪潮。这些抗议活动是该国长期政治不稳定的结果。黎巴嫩派别政治体系的非正规性已使这个国家达到了两年多来没有总统的地步。本文旨在考察机构制度状况对一个分裂型社会中的普遍信任水平的影响。作者对"阿拉伯晴雨表"调查(Arab Barometer Survey)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本文认为,从长期来看,在分裂型社会中,机构制度,以及人们所感知到的生活条件——包括不平等、安全感和不安定感——是社会(普遍)不信任的重要原因。文章指出,如果机构制度设计无效,而且被证明是不公平和不平等的,那么它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此类社会的普遍信任。本文的结论是,平等和公平的公共机构对维持高水平的普遍信任至关重要。

南非减贫类成人教育培训的影响--毕业学员的看法

本文旨在考察从南非成人教育培训(AET)中心获得的、可带来有薪酬工作和开办小型企业的技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使学员成功创造收入,以及成人教育培训项目对受训学员生活条件的影响。主要调查结果揭示,收入的提高对学员家庭的生活条件和子女教育产生了影响。结果,大多数学员毕业后都变得自给自足,过上了好的生活。作者的结论是,如果成人教育培训中心大力强调创业精神,并向赚取工资或自主创业的人提供培训后支持,那么针对失业和无技能成年人的成人教育培训项目就可以减少贫困和社会排斥。联系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中体现出的支持凝聚力和社会包容动力的目标,本文对成人教育培训方面的公共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中欧“的重新确立与回归欧洲--斯洛伐克和捷克的想法与概念(1989-2004-2014)

"什么是中欧?""中欧的未来是什么?"1989年之后,许多期待变得有了解决之道,包括出于安全以及经济、文化合作等理由而"重新确立‘中欧’"。同样,"回归欧洲"也成了人们的主张。但1989年以后,问题仍然是没有找到认同感。寻找新的认同感势必成为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内与政治民族主义决裂的过程。这还需另一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只有强力加大的安全威胁才会缩短这一过程(但无人想要这个结果)。只有到那时,两个共和国才可能稳定下来,在欧洲申请到新的地位愿景。不幸的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欧的思维便抛弃了对这种文化主导地位的承认,它陷入了对政治主导地位的崇拜。因此,"中欧"正在恢复,尽管仍然站在十字路口。"中欧"的凝聚力同时也通过其功能性的内在机制而在欧盟当中得到塑造。

中非合作:被抓住和浪费的机遇之动态

中国经济及其全球政治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似乎为非洲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提供了推动力。这些近在眼前的机遇范围广大,包括为非洲商品和服务提供的伴随贸易优惠、不断扩展的新市场,具有技能和技术转移潜力的投资机会,以及不带条件的发展合作资源。本文将当前中非合作所带来的潜在机遇和非洲国家在与这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打交道时所面临的挑战放在一起讨论。本文认为,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根本动力是其国家利益,而这些利益向这个亚洲强国倾斜,主要是财富、力量和影响力在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不平等分布的结果。本文就可能出现的以下结果提醒人们要审慎: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适得其反。

从理论到拼凑:无规训与阐释的典型姿态

本文认为,我们推测中的"后理论"时代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智识的姿态,这种姿态形成了带有形形色色伪装的理论的特征。在描绘了近期理论发展的简短历史图式之后,文章区分了智力活动的四个维度(说明,建模,故事讲述,反思),只要我们想试图理解我们的世界,这些维度就会始终交织在一起。文章接下来指出,这四个维度全都包含在阐释活动中,这种阐释活动理应显示为理论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延续。在与瓦莱德·高泽西(Wlad Godzich)、斯蒂文·奈普(Steven Knapp)和丹尼尔·吉廖利(Daniele Giglioli)或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对话中,文章重新将阐释描述为一种无规训形式,相比于现代"科学"非现实的理想化而言,它更接近于"野性思维"的拼凑。然而,它的结论却是,拒绝这样的二分法,而呼吁"理论拼凑"(theoricolage),即理论与拼凑之间无规训的、愉快的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