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的中国传统元素——和合文化在轻刑执行中的缺失与补正

任何制度都是民族历史传统的自然言说,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当今世界三种模式的社区矫正都与各自民族特色紧密相连,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则较多地体现了共性而忽略了民族特性。作为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和合文化理应且能够在我国社区矫正的制度构建中被浓墨重彩。

产业垄断中的黑社会组织及其防控——以重庆王素东涉黑案为例

产业垄断中的黑社会组织既有与非法交易中的黑社会组织的相同之处,又有其特点。其犯罪成因是:最大限度地攫取非法利益的动机,不良青年的竞相归属,基层执法不力,扭曲"亲情"的驱使,劳改释放人员的再社会化不足。产业垄断中的黑社会组织的防控对策是:加强对特定行业市场准入的监管力度,加强基层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加强对"两劳"释放人员的帮教和安置,用健康向上的主流文化占领人际交往阵地。

“多次盗窃”的立法检讨与司法适用

我国刑法盗窃罪中"多次盗窃"的立法变迁反映了劳教制度废除的背景下刑事政策对立法的重大影响。尽管与对特定行为之不法及程度的评价应以单次行为为基础的原则不相一致,但在我国当下却也具有必要性。实践中,"多次盗窃"的适用乱象并未随着司法解释对其"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界定而消弭,从而不得不对上述司法解释再行解释,这也反映出司法解释水平的欠缺和技术的粗糙。事实上,"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应当被界定为未经任何法律规范处理的行政法意义上的盗窃行为,唯此方能实现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与协调。

结果加重犯的存在根据与立法清理

我国刑法对结果加重犯的立法没有固定程式可循,在立法技术和价值定位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未来刑法立法应当在立法表达技术的科学化和发挥故意杀人罪的整合功能方面提高立法技术;同时,在加重处罚的范围和对象上遵循法理并进行严格限定,防止结果加重犯适用的弥散化,从而使结果加重犯回归准确的价值定位。

从指导案例13号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

最高法院指导案例13号"王召成等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案"在罪名认定、刑罚裁量、既遂形态判定、法条依据和案情表述等方面均存在值得商榷之处,这是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在编选方向和防偏纠错等方面所累积问题的总爆发。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应在认真分析有关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

以司法伦理化为基础重塑人民陪审员制度

不同时期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不同的功能。当今条件下,将其功能定位于促进司法民主是一种误读,因而导致实施过程中的诸多困境。事实上,人民陪审员制度仅具有民主的形式,其根本作用在于建立起体现伦理性的人民陪审员在法庭上与职业法官分庭抗礼的审判制度,申言之,以民间法对抗国家法。

我国大陆语境下的检察权独立模式研究

在检察权独立的范围上,受政治体制的影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模式。各异的检察体制具有与本国或地区的政治体制相契合的特点,因而检察权独立的模式也各不相同,目前,主要有检察院独立模式和检察院与检察官同步独立模式两种。在我国大陆,检察权独立不是笼统的话语,它需要在检察院独立和检察官独立两个层面上取得突破,其中,检察院独立是检察官独立的前提。改革过程中,要理顺检察机关与党委和纪委的关系,同时需重新检视检察官独立与行政职级待遇之间的错位问题。

威尔泽尔之人的不法理论及影响

作为目的行为论的集大成者,在批判和继承客观违法论和主观违法论的基础上,威尔泽尔创立了人的不法理论,开辟了刑法违法性判断的新境界,也为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受贿罪量刑失衡问题实证研究

从司法实践看,受贿罪量刑存在严重失衡现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既有潜规则盛行的因素,又有错误司法的原因。同时,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本身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是导致量刑失衡的制度性要素。革除受贿罪量刑失衡的弊端,应当通过司法解释限制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确立同种数罪并罚的处罚原则和将数额、情节(非量刑情节)作为量刑的基础这三方面上取得突破。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困境与出路

不同地区法院刑事裁判文书审判质效评估均注重合法与和谐而忽视合理性,文书质量评查只注重激励性评优而忽视惩戒性纠错,审判权运行注重院长、庭长对案件的审批权而忽视主审法官、合议庭对案件之决定权,上述做法是制约刑事裁判文书法律说理的三大体制机制性障碍。未来可考虑将审判质效评估定位于公正、效率、效果与合理等目标,将"依据有关说理不能得出相应结论"纳入案件质量评查指标,将合理界定主审法官、合议庭独立裁决案件的范围作为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内容。

行政诉讼案例指导制度:问题与出路

行政诉讼指导案例具有统一司法尺度、明确法律规范的含义等作用。目前,最高法院遴选的行政诉讼指导存在裁判要点提炼水平较低、"带病"入选情况严重、轻视权利救济的思维严重以及重复或变相重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等四大弊端,从而使得指导案例与其应有功能相去甚远。为此,可考虑就以下四方面从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改进,以体现指导案例的应有功能:(1)加强对指导案例的研究以提高裁判要点的提炼水平;(2)建立指导案例公示制度以防止"带病"入选;(3)坚持权利救济导向以纠正偏重权力监督的目标偏好;(4)突出裁判要点的先导功能以避免重复或变相重复法规和司法解释。

事后知情型受贿之共犯否定论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是关于国家工作人员事后知情型受贿的规定,其中关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成立共犯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即不成立共犯说、成立共犯说和成立共犯待定说。后两种观点不具有可取性,不成立共犯说的结论正确但路径错误。事后知情型受贿具有不同于标准受贿的特点,其受贿的故意属推定故意,不能以推定故意为基础再行推定共犯的成立。而且,在特定关系人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况下,其不法即已确定而不可能再随着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将财物退还或上交而发生变动。因而,在事后知情型受贿的情况下,特定关系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二者不成立共犯。

法律拟制及其刑法视域的中国检讨

广泛存在于各部门法的法律拟制,是法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目前学界对于法律拟制尚存诸多误解。法律拟制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历史法学派、实证法学派以及新自然法学派的论争史,也是一部越来越重视基本人权的历史。我国刑法中部分拟制条款违背了法律拟制的本质,未来刑法立法应寻求人权价值的回归。

变体构成要件与量刑情节的关系

构成要件是类型化的不法,变体构成要件是在基本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对不法的变更,是在行为不法或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的结合两方面对基本构成要件的变通;而量刑情节至多在结果不法的层面有所变化。区分变体构成要件与量刑情节对于确立二元为主的不法评价体系和解决犯罪形态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判例已经认可了变体构成要件的存在。

帮助自杀行为法律定位

对帮助自杀的行为如何定性，历来是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争论的焦点?笔者认为，个人享有处分自己生命的绝对权利。依据我国现行立法，对帮助自杀的行为予以处罚找不到法理的合理依据，根据刑法谦抑性的特征，鉴于帮助自杀行为的道德性，我国未来刑事立法也不应将帮助自杀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但是，对帮助自杀者的主观意图是“善意帮助”还是“恶意谋害”，可借鉴民法上的善意、恶意标准。

三大部门法对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默契声援

法学研究中的体系具有客观性与必然性,法学研究的任务在于以更为合理和准确的方式发现和描述它;合理、准确地反映客体的体系具有特定的功能,刑法学也不例外。阶层式犯罪论体系明确区分违法和责任,准确反映了刑法的内在体系,具有合理性,我国刑法、民商法和行政法在立法、法律解释和司法判例中都默契遵循着阶层式犯罪论体系。

主观归责的生发流变——阶层式犯罪论体系为视角的考察

目次一、伦理学:自由意志论二、心理学:心理责任论三、评价论:规范责任论四、预防论:功能责任论五、位次论:罪责主导论"责任形成了刑法的基础。处罚的基础是对于刑法规范的有意违反。刑法规范容许并且同时限制国家对于个人的干预。根据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缺乏责任的刑法压制,是违反法治国的,而且有损个人的人性尊严及其行动自由。"③由德国学者Hans-LudwigSchreiber关于责任与处罚之关系的论述足见责任主义在刑法、宪法及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责任理论的发展并不顺利,它经历了数千年来以损害人的自由、尊严和生命为代价的凄风苦雨的演进历程。

我国民族自治地区刑事立法权的追问、批判与重构——兼与竹怀军先生商榷

我国1997年《刑法》第90条的规定实际上赋予省或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以基本法律的修改权,这一规定显然违背宪法;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省或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对现行《刑法》做出过变通或补充规定,一般是在司法过程中加以变更。

案名:周某某、金某某故意杀人罪案 主题:聚众斗殴罪转化犯中转化主体范围的界定

[基本案情]周某某与金某某踢球发生争执.周某某及郭某纠集纪某、谭某、仲某某和燕某等10余人,金某某及汪某纠集盛某某(持铁棒)、梁某(持西瓜刀)、常某某和商某(持弹簧刀)等10余人,双方约定晚上11点到某村庄后僻静处理论,继而发生聚众斗殴.周某某一方的仲某某和燕某被他人用锐器(类单刃刀具)刺破心脏和肺部继而失血性休克而死亡,谭某受轻伤.法院终审认定被告人周某某、金某某、纪某、谭某违反法律规定,聚集多人进行斗殴,并致两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