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左翼与官方:抗战时期中国电影共同体的理论平台与对话协商

抗战时期电影共同体的三种力量——民间、左翼与官方之间,并不是壁垒森严、固定不变的,而是彼此体现着一种流动的主体性。《现代电影》《抗战电影》和《中国电影》是抗战时期的三个重要刊物,虽然色彩各异,但并非各自为战的单声部,而是不同力量相互通约的平台与对话的场域:《现代电影》和《抗战电影》在差异性的坚持中表现出一种同质性,而《中国电影》在表面的团结中则潜隐着矛盾的因素。在战时中国,电影理论的交流与交锋,电影人的聚合与分散,是主体流动的结果,也是主体流动的温床。

华语电影研究在海外--张英进教授访谈录

上海交通大学于二○一一年开始聘请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教授张英进博士为访问讲席教授。二○一一年七月，张教授应邀来沪，为交大学子开设了“华语电影研究”的系列讲座，

史东山抗战电影的建树与特征

史东山是左翼电影主将之一,为中国"二战"电影的创作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史东山的抗战影片创造了华语电影史上的诸多第一,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东山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注意揭示中国内部深层的社会问题,批判意识与斗争精神非常强烈。在艺术路线方面,史东山抗战电影的最大特点是追求通俗性和大众性。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对于纯艺术电影的批判也失之简单和偏颇,有时甚至也相当粗暴。由此可以发现,即使是最优秀的电影人,也无法摆脱左翼共同体的艺术工具论与功利主义诉求的时代局限。

论喜剧的一种新转型--解读《我把温柔献给你》的形式建构

喜剧的最基本的功能是讽刺消解，因为喜剧本质上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看（鲁迅语），如《疯狂的石头》、《疯狂的彩票》等“疯”靡一时的喜剧，都是在讽刺人们的贪婪，强烈的消解着人们对物质金钱的追求，但新人导演徐超处女作《我把温柔献给你》却重在建构而不是消解，体现了中国喜剧电影的一种新转型。这种建构与抚慰功能与新世纪以来人们的集体无意识悄悄暗合，上个世纪90年代最常用的一个词是后现代，后现代最本质的功能是消解，所以经历了种种规则、秩序、爱情、文化等生活观、价值观、艺术观的消解之后，

上海战争电影制作的历史传统及其它

上海有制作战争电影的传统,但战争类型电影的传统并不在上海。在这座国际性的东方大都会,传统江南文化、现代市民文化、西方商业文化百年以来融汇交流,上海因之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文化气质。因此,剧情片成为上海战争电影的基本传统,类型片则成为一种引而不彰的细小支流。尽管世事多变,地理文化与市民趣味所长久积淀的阴柔气息与风月情趣并不会永久尘埋而散失。近年最能体现上海风味的战争剧情片当数《紫蝴蝶》,它从影像上呈现出一种对战争独特的城市记忆,同时也连接了上海战争电影的历史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紫蝴蝶》的审美价值与文化风度有待于人们去重新认知。

流动的主体性——论蔡楚生与抗战电影

蔡楚生是在左翼思潮的引导之下逐渐从民间立场左转的。抗战时期,蔡楚生编导拍摄了一系列抗战题材的影片。蔡氏抗战通俗剧注重喜闻乐见的戏剧性,但并不意味着因娱乐性而放弃社会责任,其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也因此在抗战烽烟洗礼中走向成熟。在民间、左翼与官方各种力量交错纷杂的抗战时期,蔡氏抗战通俗剧呈现出了一种既被引导又不被引导的"流动的主体性",一方面在思想认知与文化立场上接受左翼阵营的规训,另一方面又在电影艺术理念与创作上坚持民间通俗剧的故事形式。

“他者”的视界——论何非光与华语二战电影

何非光是重庆时期拍摄战争题材影片最多的导演之一,对华语二战电影做出了重大贡献。有意味的是,无论作为演员还是导演,何非光所饰演及创作的角色都是一个反面的'他者'形象,这与其现实生活中的'他者'境遇构成了互为指涉的微妙隐喻。何非光导演的华语二战电影虽是官方意志的代表,却也明显带有个人的独特印迹,这种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其跨境身份所赋予的。跨境身份所带来的主体自由,使其抗战电影创作在反思与批判中能够突破当时所流行的'颂歌'模式,具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意义。

论香港抗战电影的民间性——兼谈被遗忘的影片《南国姊妹花》

民间想象共同体既非官方也非左翼,而是形成于广阔的民间。抗日期间,上海和香港的民间想象共同体是拍摄抗日救亡影片的主力,体现的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普通老百姓的苦难、挣扎与战斗,带有自发的、原始的甚至压抑的抗争意识,然而同时也带有强烈的世俗性和商业性。香港的民间抗战电影以一种性别的颠覆和家国的分离,使香港电影最大限度地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民间性:一方面香港想要追求民族独立,欲寻求'国'的解放;另一方面,香港又对'家'的宁静怀有理想的期待。

2007年国产电影剧作概述

2007年国产电影产量继续呈现上升势头，电影剧作保持原有格局，整体水平有所提高。我们在梳理国产电影剧作时，基本按照传统方式分类，分为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香港、台湾合作的影片本文暂不论及。

论袁可嘉现代诗学体系的文化意义

袁可嘉是四十年代诗歌运动中现代诗学体系的最早构建者。其“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原则与“新诗戏剧化”的美学策略又可概括为诗本位、人本位这样两种现代性的文化命题。这既是对被战火一度阻隔的五四启蒙精神的承继 ,又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新的阐释与发扬。袁可嘉诗学体系所表现出的对现代文化探求的先锋意义因为历史的超前性 。

“不合时宜”的鲁迅,“合乎时宜”的研究?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本刊特辟“新世纪鲁迅研究笔谈”,约请国内几位中青年学者,就新世纪鲁迅研究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作者们或反思历史,或审视现状,或瞻望前景,不拘一格,各陈己见,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深切纪念鲁迅先生,并希望对推进鲁迅研究事业的发展能够有所助益。

误读与偏离——视觉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电影问题与走向探析

从巴拉兹当初的热切呼唤到如今的铺天盖地之势，视觉文化已深入到大众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大众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然而一个矛盾的事实是，许多人在享受着视觉盛宴的同时，也抱怨着文化的沙漠现象。这一方面说明了视觉文化在大众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一方面也暴露出视觉文化在认知上的傲慢与偏见。

抗战语境下的民间、左翼与官方电影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建构的"反法西斯"的想象共同体中,民间、左翼与官方三种电影力量并非壁垒森严、各自为战,他们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也有协商、有互动、有耦合。其流动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间对左翼与官方的靠拢与呼应;二是左翼对民间与官方的争取与协作;三是官方对于民间的管理与利用。无论在生存策略上,还是电影创作上,战时中国的电影创作都呈现出一种主体选择的流动性与自由性。

建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论袁可嘉诗学体系的文化内涵

袁可嘉是四十年代诗歌运动中现代诗学体系的最早构建者。其“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原则与“新诗戏剧化”的美学策略可概括为诗本位、人本位两种现代性的文化命题。这既是对被战火一度阻隔的五四启蒙精神的承继，又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下一种新的阐释与发扬。袁可嘉诗学体系所表现出的对现代文化探求的先锋意义因为历史的超前性，必然伴随着对当时文化状况的痛苦省察与沉重反思。

论李少红电视剧的女性叙事与问题限定

李少红是中国女性导演中女性意识较为成熟与自觉的一位。她的《大明宫词》通过武则天、太平公主形象的成功塑造,在历史的解蔽和审美吁求中实现了女性本真精神的创造性还原。电视剧改编是反抗和消解男权叙事的方法之一,但这种依托男性文本的女性制衡策略在有效性与有限性方面同样明显。比如对《雷雨》的改编,在女性意识的极力张扬中仍然潜伏着难以抹除的男权话语的痕迹。

《越狱》:悬念重重的人性考验

《越狱》魅力在于监狱的特殊视角,逃亡与追捕的情节设置,以及精彩巧妙的叙事手法,而真正触动观众内心的是人性的考验。监狱的特殊世界和逃亡的特殊经历成为检验人性的舞台、考验人性的试金石。所以,在《越狱》中,构成悬念的是事件,推动悬念的却是情感与理性、罪恶与拯救、信任与背叛的人性交错。

在新的技术革命崛起面前——反观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现状与艺术问题

电影的每一次发展，都必然伴随着科技的革命。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电影技术是与时俱进的。电影技术从画面的时代走向声音的时代，到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简单画面和声音的数字化时代。在数字技术的刺激下，电影不仅在制作手法、传播方式、反映题材、审美接受等方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悄然引领着当下文化潮流、艺术形态、人文观念等方面的变革。如张歌东所言，“电影数字化是对传统手法、技巧与工艺的一种促进，而数字电影则是一场革命。”而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进程中，中国电影也正以其对先进的科技手段的追求而处在艺术与技术发展的历史交叉点上。

孙瑜的民国抗战电影与民间姿态

民国时期孙瑜所拍摄的抗战电影作品坚守的仍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民间姿态。孙瑜抗战电影的民间性是复杂的,并不简单表现为一种相对的独立性,而在于以相对独立的方式,表现出与国家意识形态、左翼文艺在不同程度与层面上的耦合。孙瑜电影在理念上注重揭示民间力量,在艺术上也同样注重借鉴民间形式,无论是故事形式,还是审美形态,都带有一种强烈而鲜明的民间色彩。因为这样一种民间理想,孙瑜的抗战电影才会表现出一种流动的主体性和复杂多面的自由性。

论九十年代电视剧女性形象的叙事演变

电视剧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集电影、小说、戏剧各家所长,融电影声画结构与蒙太奇、小说故事、戏剧冲突于一身,加之制作成本大大低于电影,从诞生之初便深受人们欢迎,但它的发展与完善同样要受其文化语境的制约,其文本构成、制作目的、发行渠道等等无不受各种制约机制的控制与操纵.不过对观众来说,电视剧直接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却只是其塑造的人物形象而已.因此,作为最广泛最直接与观众产生交流的艺术传媒,电视剧人物形象的塑造便成了传达社会精神、文化观念与审美需求的重要渠道与符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