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县连泉村抗战时期契约文书所见若干问题

邯郸学院收藏的太行山文书中,涉县连泉村抗日战争时期的契约文书约有14件,虽然数量偏少,但种类多样。其中8件物产典当与买卖契约文书显示出典卖的物产以土地为主,其次是房产,但交易的数量普遍较少,典卖价格可能由土地贫瘠和收成情况决定,且主要以粮食为交换物;6件家产分单,分三次订立,多次析产说明原来的共有财产并未彻底分清,这样可以避免分家后的家道中落。契约订立的参与者基本都是同村村民,且物产交易双方以异姓为主,体现出土地买卖较为自由,并未受到宗法关系等的束缚和限制。而中人的承担者中会有立契者的亲族,特别是反映在过继文书中。此外,这批契约文书也显示出刘氏和赵氏两个家族的不同发展轨迹。

净土与地狱——宋代佛教女信徒的宗教想象

女信徒对于自己死后的归处是有所期待的,而这种期待与佛教对地狱恐怖的宣扬有关。她们既在心中想象着死后的归处,又在现实世界中为来世作着准备。她们不仅为自己打算,也为家人考虑,希望通过现世的努力,使自己和家人来世生在所期待的他处。女信徒对净土与地狱的宗教想象也是宋代佛教本土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宋代比丘尼负面形象研究

比丘尼身入空门,本应脱离世俗,但在现实中却要为自己的生存和寺院的存在而与僧俗男女交际往来。在这样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中,比丘尼自身的德行必然受到挑战。品行不端的女尼恶化了女尼的负面形象,而这些现实中负面的比丘尼形象又被男性士人投射在笔记小说的故事中,使得宋代比丘尼的负面形象被进一步放大。

赵国的将相分离问题

战国时期,各国经过变法逐步建立了将、相分离的职官体制,赵国也不例外。赵国的将相分离制度,萌芽于襄子立国时期,经过烈侯、成侯、肃侯时期的发展,到武灵王时基本形成,之后的国君继续沿用并逐渐成为定制。由于赵国将、相的任命不是绝对地严格,国君临时撤换前线将领的事情时有发生以及贵族政治的遗存,将、相任命也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

宋代高尼事迹研究

通过对佛教史传类著述相关资料的梳理,探讨宋代比丘尼取得的修行成就以及为卫宗弘法所作的努力,进而指出宋代比丘尼们所取得的修行成就应该得益于禅宗和净土宗在宋代的发展和兴盛,此二宗对于有所成就的女信徒也给予较高的肯定。

佛教信仰对宋代女性居处空间的影响

宋代的佛教在家女信徒仍旧生活在世俗家庭中,家还是她们主要的活动空间,所以她们的日常修行多是在家中进行。在本已有限的空间中,女信徒们努力为自己的信仰寻找一席清净之地。其居室内的陈设与器物,既体现出她们的信仰和宗教身份,也起到营造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有益于修行的作用。虽然修行空间和室内陈设的选择体现出女信徒的主动性,但她们仍然无法跳出世俗家庭的壁垒。

中国古代的奢侈禁令及其执行情况

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历代统治者出台了数量庞大的奢侈禁令。奢侈禁令的禁止范围几乎涵盖了奢侈消费的全部领域,禁止内容也规定得十分具体详尽。但历代奢侈禁令的执行效果却大多差强人意。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封建等级制度无法突破自身局限性、奢侈禁令的执行措施和监督机制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奢侈禁令的禁止内容脱离实际等方面。

从女性史视角看岳飞故事中岳母刺字情节的流变

岳母刺字是岳飞故事中的重要情节,从引入到定型,在明清故事中存在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清代故事中,刺字训忠既是岳母教子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增入的守节抚孤情节的延续,突出了岳飞的忠孝节义源自岳母姚氏的教养。而在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中,则将岳飞报效国家精忠大义的教育和激励归功于父亲岳和的言传身教。从宋代史书到清代故事,岳飞忠孝节义的渊源由岳父变为岳母,与宋元明清时期守节与母教观念的变迁有一定的关联。相较于宋代而言,明清时期在继承元朝的基础上,上有政府和统治者的宣导和措施,下有民间的教化和落实,使得守节观念得以普及,守节的风气较之前代更加强化,同时母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和强调,特别是守节抚孤、教子成立的节母受到极高推崇。岳飞故事的发展演变是历史与文本互动的结果,因而岳母的形象也应是守节与母教观念变迁的折射。

宋代内命妇封号问题研究

封号是宋代内廷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宋代内命妇封号在继承前代基础之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一方面封号授予的等级和意义因受封者身份的不同而有别;另一方面封号授予和进迁已经趋向制度化。封号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对内廷妇人身份等级、除授进迁等制度的进一步了解。

《杨太后宫词》辨伪

明清以来就有学者对《杨太后宫词》的真伪提出质疑,但是至今未见有人作进一步考证。本文在比勘明清几种版本的基础上,结合宋代历史与文献,对《宫词》中一部分诗句的写作内容和风格进行分类分析,从而认为三十首本为伪作,而后来补入二十首的五十首本更为伪中作伪的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