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下四川地区红军石刻标语艺术价值探掘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的第二大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此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工作,以至该地区现存大量的宝贵红色文化遗产——红军石刻标语。四川地区现存红军石刻标语不仅数量巨大,且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是四川乃至全国的红色文化名片。四川地区红军石刻标语历经战火淬炼,铭刻于中华大地的蓬勃血脉之上,书刻的文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其书法艺术价值不仅契合了毛泽东同志“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那一声春雷,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并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厚学理,极具“艺术初心”。四川地区红军石刻书法必将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璀璨新星并载入史册,且定将对当今的书法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先秦两汉“节”观念的嬗变及其社会意义

“节”观念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盛行于两汉。其内涵在先秦两汉之间有着重要的转型,具体表现在: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的“士节”强调士对当时贵族阶层的个体效忠,至两汉则转变为对国家效忠的“臣节”,进而拓展成为女性效忠丈夫及彰显于社会的“女节”。至此,“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而多元的社会伦理范畴,与“忠”“孝”“义”等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并对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秩序起到了强有力的维护作用。

抗战时期合川钓鱼城题刻的艺术价值及历史意义

1259年,南宋军民在重庆合川钓鱼城击毙蒙古大汗蒙哥,钓鱼城至此成为中华抵抗外族侵略的精神丰碑。抗日战争时期,一大批文人及国民政府政要在钓鱼城所作的大量反映抗战史实的重要题刻既具有其艺术价值,又凝聚着抗战精神。

现当代龙门碑学大家比较研究——以于右任、李叔同、孙伯翔为例

《龙门二十品》代表了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独特风格,清代金石学家称之为“魏碑体”“魏体”,也有人称为“龙门体”,它们是魏碑中“斜画紧结”一路书风的典型代表,其对后世学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右任、李叔同、孙伯翔等现当代碑学大家,无不对其顶礼膜拜,并通过心追手摹,在《龙门二十品》的影响下,几位大家既有共性的追求,又有个性的表现,最终都铸就了自己的鲜明风格,在中国书法史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書法”詞源考與詞義嬗變研究

在中國傳世文獻中,“書法”一詞最早出現在《左傳》中。但春秋時期的“書法”顯然不是指後來所説的“書法藝術”,而是指當時史官在“史德”的精神自覺下形成的一種書寫記事原則。至漢代“好書”“善書”“工書”等記載的出現,古代文獻中的“書法”纔與日後的“書法藝術”近義。而“書法”一詞最早具有“書法藝術”概念的記載出現在南北朝時期,這也是“書法藝術”概念正式形成的時間下限。論文以考察“書法”一詞的起源與發展嬗變爲研究對象,通過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之間的相互佐證,試圖對“書法”詞源與詞義嬗變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以期有益于當下的書法教育與書法理論研究。

周初的“天命”思想武器

周初统治者在社会变革之际将“天命观”加以改造和利用,作为其获取政权和控制殷商遗民的思想武器,在此基础上将周文王塑造成“祖先神”与“受命王”的形象来彰显新兴周政权的合法性。周人在夺殷取商政权前后加强周人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使周建国之初避免激起强烈的社会动荡。周初统治者选择“天命”这一思想武器对社会变革之际的社会控制与力量整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源——以西汉武帝时期族群整合为研究对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今中国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任务。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契合了汉武帝的政治诉求。民族一统是汉武帝实现“大一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现民族一统就必须进行族群整合。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华夷共祖”民族意识的塑造,为当时的族群整合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对其后的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华夷共祖”的民族意识是当今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思想源泉,重新审视与探讨西汉时期的政治一统与族群整合,不仅有利于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历史经验,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传统鱼文化的当代影视动画演绎

动画作为传统文化传承与重构的实践场域,反映了当前时代语境下人们对传统文化所持有的文化态度和审美选择。中国传统鱼文化作为应用最广泛的民族文化形态之一,被影视动画作品重新演绎。在这些作品里,创作者们通过对传统鱼图的借鉴与创新,鱼文化寓意的提炼与转化,以及鱼文化神韵的古典美学意境表达的同构和数字艺术表现形式的重构,在形、意、神三个方面对传统鱼文化进行了独特的艺术诠释。

从章士钊信札论其书学观

章士钊的书法造诣极高,其作品蕴含着特殊的灵感,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风采和韵致,既有宦途驰骋的富贵从容,又有魏晋名士般的潇洒雅逸。其丰富的信札,亦包含一部分诗稿在内。其实,这些诗稿,就其存在的形式而言是信札,但其主体部分的确又是诗稿内容。比如章士钊一九五二年所作《致潘伯鹰重阳诗稿》,[1]开篇与结尾等,均为手札样式。又如《章士钊致潘伯鹰诗稿（残稿）》[2],这些珍贵的墨迹,自然流露出对书法本体精神的真知灼见。

张大千日常书写研究

张大千的绘画艺术成就毋庸赘言,然其书法艺术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值得探究。在流传于世的张大千书法真迹或摹本、拓本中,其日常手札书写占据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有幸的是201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曾熙、李瑞清、张大千师徒三人的手札精粹各一册。这些手札,作为日常书写的内容,本身即是艺术作品,不仅在视觉层面上有其研究价值,在书法层面的研究也有其独特的意义。本文以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这三册手札精粹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以张大千日常书写为观照点,从师承关系的角度考察张大千的日常书写。

论汉代国家正统性之构建历程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布衣天子”,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开国之初,功臣阶级与广大人民对刘邦这个“布衣天子”所建立的政权的正统合法性始终持怀疑态度,汉代国家政权正统性的构建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以汉代国家政权正统性的构建历程为研究对象,从汉代国家正统性的质疑、汉代国家正统性理论依据的构建和汉代国家正统性的延续三方面加以研究,从中可窥见汉代对于国家正统性构建的具体过程与方法。

当代戏剧的延续性发展探究——从剧场观演关系的历史演变谈起

对于传统戏曲在今天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人们谈及原因时,既提到传统戏曲内在的创造力缺失,也谈到外部环境及多媒体的冲击,却鲜有人谈及传统戏曲的载体——戏台的式微对戏曲产生的影响。纵览由戏台衍生出的我国传统戏曲观演关系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当今存在的观演模式都可在历史中找到线索。如何创新观演关系,找准戏剧发展的切入口,是当代戏剧延续性发展的重要一环。其中,国内外一些具有创新性观演关系的戏剧案例,对戏曲的延续性发展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