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基本形态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邹广文

刘遗伦（本刊记者,以下简称＂刘＂）：文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规律性？邹广文（以下简称＂邹＂）：文化对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文化构成了人和自然区别的标志,人类创造了＂第二自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第二自然＂的形成,本身就有着和原始的第一自然的冲突性。所以说人们走出自然,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对立,即从人类走出自然的那天起,就＂悲喜交加＂：人的文化越突飞猛进,人和自然的对立越从潜在走向现实。

眼睛向下 境界向上--邹广文教授访谈

邹老师，您好!您在学界以对文化哲学理论的研究而著称，在此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反响。借此机会，可否请您谈谈您是怎样走上文化哲学研究之路的？●在不同场合有多位青年朋友向我提出过这一问题，起初并没有特别在意。最近，在利用一个机会梳理自己的学术历程时，也向自己提出了这一问题一慰考的结果是，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时代的原因。

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视角看

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既是文化哲学研究的突出问题,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更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涵及其关系的重要视角。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世界历史大势:“现代化”一词具有时间性,指向的是“旧”向“新”的转化。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旧”与“新”的关系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命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守正创新的伟大成果,是“旧邦”与“新命”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凸显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民族发展趋势:从历史视角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产生于现代化的“挑战-应战”之中;从现实视角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从未来视角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崭新文明。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双向赋予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中华文明以现代性的力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鲜明的民族文化印记,二者共同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时代回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诉求,是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与生动实践。基于生态世界观、生态批判观、生态重建观三重论域,马克思揭示出自然与社会辩证交互、双向建构的对象性关联,在历史与价值维度上阐明自然异化的深层成因,探寻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整体性变革路径。马克思的生态文化观拓展了感性-人化-历史贯穿融合的生态哲学视野,确立了哲学-经济学视域复合统一的生态批判范式,指明人-社会-自然协同发展的生态治理路径,树立起科学与人文交融互构的思想航标。

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哲学自我”

文化生命体的创造与文化精神的独立自主不仅是哲学的,也是现实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在文化哲学语境下,思考与把握人类现代化文化形态本身呈现的新问题新趋向,以“内生外合”的思想视域自觉去超越一切主观意义的“历史的实在性”,有利于重新理解中华民族自己文化生命的哲学根脉、思想内涵与独特优势。在“第二个结合”中自觉推动中华民族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首要在于深入理解和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因与精神要义,特别是要深化对中国哲学“开端本性”“思想谱系”“义理脉络”“个性特质”的体悟与传承,自觉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哲学自觉意识并发挥实践创新精神,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根本性支撑。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哲学内涵与巩固路径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提出是在哲学层面对发展文化事业进行的前提性反思。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彰显是中华文化主体在实践中以中华文化客体为对象进行能动性改造和创造性发展,深刻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哲学内涵。中华文化主体性因中华民族在近代蒙难而弱化,因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而得到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民族精神、民族自信、民族复兴以及文化创新提供文化主体性支撑,是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力量。要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就必须对中华文化主体性进行不断巩固。历史和实践证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把握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两个核心概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保障文化主体的生成,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收并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创造新的文化客体。

论乡村振兴的现代文化诉求

乡村振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其基础性工程在于文化振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明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塑造出道法自然、生生不息、天人合一的农耕文明,这主要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深厚的农耕经济、稳定的政治制度等。随着现代化社会建设的推进,我国乡村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价值诉求、精神面貌等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正遭遇着“历时性文化的共时性承受”的现状,具体表现为:机械化的普及带来农民的“过度悠闲”、乡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不同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陌生化等等。基于此,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方向在于塑造乡村现代文明。具体而言:发展先进的乡村生活方式,促进现代文明理念的传播;要守护乡村文化传统,推进有文化记忆的乡村现代化;以乡情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寻找来自乡土文化的原始力量。由此才能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的有机结合,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章。

自由问题的历史澄明——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考察

自由问题从来没有远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对自由的追寻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囿于观念论的思维程式,通过概念辩证法将自由还原为精神层面的意识活动,从而为自由笼罩上观念论的迷雾。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并借助其中所蕴含的生产辩证法,立足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澄清并证明了自由问题的历史之境,驱散了笼罩在自由之上的观念论迷雾,破解了自由之谜。

马克思劳动与生活关系的原初语境

不同于以往对“劳动”“生活”进行单一范畴的讨论,可从关系视角出发,回到马克思思想的原初语境来探讨劳动与生活的关系。马克思从人的现实生活入手,切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从中发现劳动与生活关系的历史形态。首先,在“人的依赖关系”下劳动与生活处于朴素同一的关系中。其次,“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下的劳动与生活处于紧张对立的对象性关系中。作为劳动与生活关系的理想状态,“劳动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并不是设定的,而是生成发展的,实践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在这种形态下,劳动的谋生性质并没有消失,反而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成为真正的“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活动,劳动与生活的关系达到真正的和谐的理想的统一。实现劳动与生活的统一,通往真正的美好生活有赖于人的解放,而这一理想的实现本质上指向当代人的生活信念与劳动意义的重建。

连续性:中华文明的首要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在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中,连续性是最为鲜明、最为基础且居于首位的特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绵不绝、源远流长,是由于其独特稳定的地理环境、“中和”的文化价值诉求以及多元一体的传承脉络。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成就了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实践更加充分证明,只有延续历史,才能走向未来,只有延续民族文化血脉,才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要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努力开创中华文明发展新局面、书写现代文明新篇章,以文化自信自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境遇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从共时性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特征与规律。从历时性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经过长期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式现代化,以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国式现代化,由此才能有效推动中国社会的持续性发展进步,并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自然观的三维视野

基于对理性形而上学和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反思,马克思超越观念论自然哲学和旧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阐明自然与社会相互渗透、同构互塑的动态辩证法,揭示出现实自然界的感性基础、人化本质和社会历史内涵。在“哲学—经济学”的总体性视野中,马克思深入考察自然史与人类史交融互构的物质生产过程,指证人与自然分离对抗的资本主义根源,提出“人—社会—自然”协同发展的共产主义方案。感性、人化、历史三重维度内在贯通、相互勾连,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生态哲学新视域的开启,为洞穿生态危机的深层历史成因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对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开创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论共同富裕的实践体系建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价值追求。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为逻辑起点,以剖析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仍然面临的影响我国中长期发展的实践问题为重要抓手,试图构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情境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体系,并通过充分发掘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中蕴含的人的现代化问题,力图构建有高度、有深度、有可操作性的共同富裕的社会实践体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呼唤,对于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具有重大意义。文章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指明了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发展之路,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系列实践关系。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残疾人事业现代化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新残疾人观的形成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都内在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残疾人事业现代化。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是残疾人事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坚持融合发展的价值理念,以残疾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以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残疾人事业现代化就是要推进社会保障、融合教育、残疾人就业、康复医疗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其本质上是要将残疾人事业的现代化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之中。

个人主义与西方文化传统

对西方个人主义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点之一。随着现代化在全世界各国的广泛性认同，人们越来越感到，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个性解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对于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

马克思生产与消费理论及其当代境遇

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基本理论认为,生产与消费具有同一性,二者是相互决定、互为中介的。生产与消费相互作用的辩证运动表现为社会的发展变化。对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理解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以资本逻辑为轴心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分析。在当代,资本逻辑的表现形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消费的需要对于生产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变化本身并未从根本上超出马克思的消费理论。

当代中国文化形态及其走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带来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文化交汇,催生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这大致可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种形态。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应该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良性互动。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三种文化形态内部关系紧张,同时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深受消费主义的影响,出现了精英文化商品化与大众价值观扭曲现象,这是今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新价值尺度的确立与当代人文精神重建

新价值尺度的确立与当代人文精神重建邹广文吴荣荃从十八世纪开始，西方科学理性与文明理想的冲突便引发了人们的价值思考。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今天，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所带来的价值世界的失落使人们重提人文精神。价值问题始终是关涉人类发展的中心问题。尤其就当代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