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曲线半径大纵坡桥梁40m T梁架设安装施工技术

结合湖南省吉怀高速公路吉怀七标太阳冲大桥40 m T梁的架设安装实例,介绍了小曲线半径大纵坡桥梁在架设安装上应注意的事项,通过合理的选用架梁设备,改进架梁施工工艺,使40 m T梁在小曲线半径大纵坡桥梁上架设安装安全得以保证,为以后山区高速公路该类桥梁架设安装提供借鉴。

试论“花山景观艺术”的“纪念碑性”——基于当前花山岩画研究中问题的反思

文献缺乏、概念使用混乱和过度阐释的做法,共同造成当前花山岩画研究中的困难局面。依据碳14测定,以及文献史料与考古文物的互证和梳理,可以确定花山岩画所属的骆越文明的生产力发展并非停留在原始社会。因此,花山岩画不是原始艺术,应避免过度神化。那么,"蛙图腾崇拜说"和"祭祀巫舞说",就可以再行商榷并得到纠正。通过回归世俗语境,从"图识"的记志角度来解读,不妨将其视作民族志的图像书写,是对族群重大事件的记录和纪念,从而使得整个"花山景观艺术"具有了"纪念碑性"。

早期国家地理观念中的《山海图》及其艺术表现

一般认为,《山海图》就是《山海经》的插图,实际上,最初版本的《山海图》却是诗性地理学的视觉表达,显现了古人网罗博物知识的冲动和抱负,是华夏先民对于外邦异族的政制安排。用一张图来演绎一个文明共同体的空间秩序,这一切都基于中央王朝立场的地理观念。当《山海图》附丽其上时,也就具有深远的政治意涵,成为九州归于一统的历史见证。但从《山海图》的后世流变来看,当它所映射的天下观念发生调整或逐步失效时,正是其走向审美的过程,或者说,地理价值的丧失为其向艺术表现的转化提供了契机。这一经典意象,经由中国历代不同时期增补,既在不断解构它的原初意涵,又在持续生成新的图像谱系,从而使其在古代艺文记述中呈现出多元的面相。

薄壁曲线箱梁剪力滞效用的有限元解法与实验研究

解释了箱梁的剪力滞效应并对其常用解法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介绍了有限元解法,利用SHELL63单元,运用ANSYS有限元分析方法对一具体箱梁进行分析,得出计算值与实验值吻合良好,可见利用ANSYS对薄壁箱梁剪力滞进行求解简单且可靠。

独塔斜拉桥的动力反应谱分析

基于有限单元法,运用有限元软件M IDAS,结合某大桥实例,计算了混合梁独塔斜拉桥的动力特性,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动力反应谱分析,结果表明该桥抗震性能良好,地震荷载设计不受控制。

平淡美学:论一种生存美学实践的可能性

面对过于消耗、过于革命的现代性处境,中国当代美学和艺术批评需要激活"平淡"的思想。"平淡美学"作为一种生存美学实践,可以从三个向度加以理解:其一,平淡为山水画至高的意境,其哲学原理在于"自然美学观",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创作而言,创造性地激活这一"自然"维度,再次走向平淡或清逸,可以弥补西方现代性审美的缺失;其二,西方传统哲学过于强调"事件"的奇迹性或天启性而轻视"日常生活",通过反思这种西方式的激进超越所导致的灾变后果,进而倡导一种以"平淡"为尚的审美生存风格;其三,平淡的现实意义体现在"转化"上。面对现代性的转化危机以及西方世界对革命行动的过于推崇,可以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潜移默化"思想,实现"为无为"的转换,不失为一种可能性途径。

《烧耗子》的诗性正义:轻忽之恶与赤裸生命的隐喻

先锋派艺术家刘小东极其善于从世俗化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未经反思的深刻内容,并以看似平淡实则老辣的艺术功力将其表现出来。其绘画作品《烧耗子》,着重通过两位年轻人火烧耗子的取乐行为,警示了平庸和轻忽之中作恶的隐蔽性和危险性。同时,将耗子作为“赤裸生命”的象征性隐喻,反思其悲剧发生的背后是“话语-权力”的野蛮逻辑。

审美政治化:模仿、浪漫主义和海德格尔的歧途

现代悲剧向希腊古典悲剧创作还原的失败经验,在荷尔德林那里已经揭示了回归的不可能性。现在要进入政治问题域中,探讨这一美学上的"模仿"动机和操作,乃是根植于德意志文化深层结构中回归希腊的"原生性神话"。这一神话书写,试图从审美文化和艺术上回到民族精神的源头,进而从文化再生的层面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现代性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大致从莱辛和温克尔曼开始,经过浪漫派的洗礼,至到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纠葛为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史上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进程中,一方面呈现出审美精神的激进,另一方面却是政治观念上的极端保守,二者相互浸染,呈现为"审美化的政治"问题。这种生存论式的美学-政治论,用历史遗留的文化遗产与英雄式的决断论来实现对此在生存的挽救和重整,深刻影响了德意志民族,乃至人类世界的命运。

村级账务交叉审计的江宁做法

“最近，我们通过组织交叉审计，又追回了一笔‘问题资金’。”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纪委负责人对记者说。

影姿的涂写与骆越巫魅文化——对花山岩画的图像解读

对花山岩画“影像”造型的分析,有助于从图像本身出发,还原到花山岩画作为艺术作品的绘画性考察。尤其是从图像的象征层面解读,将岩画内容与当时社会的宗教意识联系起来考察,更为彻底地唤醒了骆越民族古老文化中的巫魅气质。那种具有原始的巫魅气息的笔触线条,更是一种爱欲的书写,一种对生命童贞或童真的隐喻。

美粹重光:《先秦汉唐画全集》的图档建设及其历史观照

早期中国画史研究在晚唐时便面临前代真迹大量散失的问题,同时囿于图像复制技术的客观局限,摹本造作存在不可避免的人工瑕疵,可供参照的视觉材料由此亟待补苴。《先秦汉唐画全集》作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通过对全球公立机构所收藏战国至唐代绘画的广泛搜集和编辑出版,建立数据准确、信息翔实和图像高清的艺术摄影档案,从而为系统推进早期中国艺术史、文化史研究奠定知识基础。此举凭借数字化摹本的技术优势,既是对前人相关图档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又为机械复制时代光大弘扬“视觉国粹”建构独特的美学灵韵。

花山岩画:“原始艺术”还是“具有原始艺术痕迹”——与朱媛博士商榷

在《中国审美意识通史·史前卷》一书中的"史前岩画"部分,朱媛博士根据广西花山岩画绘制点所在位置属于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以及从文字、城市、冶金和宗教四个标准来判断,得出了当地仍属原始社会,花山岩画是原始艺术的结论。然而,从地域因素来看,花山岩画地处左江流域,历史上属于岭南骆越国境内。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最新考古发现,骆越族群于商周之际已经是阶级社会,进入方国时代;秦汉时期,归属中央,由所设郡县直接管辖。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拥有自身文字传统、已被发掘出王都遗址、战国晚期生产出生铁制品、巫风盛行于西汉武帝一朝的骆越文明,其文明程度也决非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因此,朱媛博士的结论就不成立,花山岩画也不是原始艺术。但这并不减损花山岩画的艺术价值,反而因为独特的绘制点选址,使其成为由山、水、风、光、画等元素组成的整体性艺术景观,从而具备了最为别致的艺术美感。

再论早期书画艺术的图文相关性--从张彦远的观点谈起

关于早期书画艺术所涉及的图文相关性问题,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做出了深入的阐发:首先,他提出了“书画同体”的观点,不同于后世流传甚广的“书画同源”,错误的着眼于历史起源的共同性论证,“书画同体”则是指绘画和文字是以“河图洛书”作为形上根据;其次,他又主张“书画用笔同法”,认为绘画的线描造型在用笔技法上取资于书,可以极大地提高自身的艺术表现力,这既需要捍卫“用笔”原则,又要凸显书写线条的生气之美;其三,他还关注到了“诗画一律”的问题,过去往往以为这是中国画史后半段的产物,但从《历代名画记》的史传记叙来看,汉晋以来就已出现“诗书画”三者互饰交融的创作方式。当图像和文字走向更深度的融合,就应当超越形式上的组合,而接受诗意精神的涵摄。总之,以张彦远为代表的古代画论家,通过强化文字书写在画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为我国图像艺术的发展确立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外来影响的忽略,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经典的凝定与改写:《维摩诘像》的审美话语流变

晋唐之际,维摩诘信仰一度流行,与之相关的美术创作中,当属东晋画家顾恺之的《维摩诘像》最为著名。从张彦远的描述来看,可知顾恺之一改西域造像风格,以当时士人为参照,创造出了"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的汉化审美形象,成为被时代精神所贯注的文化符号。顾氏之后,南北朝时期还有诸多相同题材作品诞生,从人物造型到表现内容皆有大幅增改,尤其是"帝王问疾"内容的出现,开始逐渐扭转顾恺之原作中的美学旨趣,其图像美学内涵便不再只是表现士人风范,同时也成为王权与教权之争的视觉相等物。至初唐年间,画中帝王形象有意取代维摩诘成为实际主角,并有"番王听法"内容的加入,这一构图模式基本定型。自此《维摩诘像》历经演绎,最终合理纳入王朝政制的大一统叙事中。

中华史前美学研究的新收获——从《文明前的“文明”》谈起

2018年4月2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美学教研室举办了'史前文明的美学建构暨陈望衡教授新著《文明前的'文明'》出版座谈会'。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美学教研室所长刘成纪教授主持召开,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包括: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王培刚院长、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陈望衡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朱良志教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张法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袁济喜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彭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余开亮教授,以及人民出版社编辑安新文女士、光明日报李苑女士、光明网李姝昱女士、中国社会科学报项江涛女士、中国艺术报乔燕冰女士、中华读书报舒晋瑜女士。与会学者主要围绕史前人类的审美意识觉醒、中国史前美学研究的材料运用、中外史前艺术的比较研究、史前美学的本土性和人类性,以及《文明前的“文明”》一书的学术价值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