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肥减量降碳效应评估

从2008~2014年、2014~2020年和2020~2025年3个时段,基于总量变化和强度贡献两个维度,对中国化肥使用减量降碳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中国化肥使用碳排放总量由2008年的7185.11万t波动增加到2014年的8462.78万t,然后持续减少到2020年的7004.40万t.前者增幅17.78%,后者减幅17.23%.玉米和棉花化肥使用碳排放总量峰值出现在2014年,其余农作物则在2014年之前.(2)2014~2020年,化肥使用强度减少的降碳贡献程度为81.08%,其中,大豆和烤烟的贡献程度低于50%,棉花化肥使用强度增加.不同省份化肥减量降碳效应差异明显,其中,河北、黑龙江、海南和甘肃化肥使用强度减少的贡献程度低于50%.江苏、广东和新疆化肥使用强度增加.(3)相较2020年,在保障种植规模和优化种植结构的前提下,2025年化肥使用碳排放总量将下降.化肥使用强度减少1%情景下,稻谷、小麦、棉花、糖料和蔬菜在2025年的碳排放总量低于2020年,玉米、烤烟和大豆则分别需减少3%、5%和10%.稻谷、小麦和棉花化肥使用强度减少1%的降碳贡献程度超过50%,而玉米和糖料需减少3%,烤烟、蔬菜和大豆分别需减少5%、7%和10%.在所设情景下,2025年油料化肥减量降碳效应不明显.中国化肥使用碳排放已达峰,应该进一步提高化肥后“碳达峰”时期减量与降碳的协同性.当前需重点关注化肥使用强度增加和化肥使用强度减少降碳贡献程度不高的地区,区分农作物类型开展化肥减量降碳的总量和强度调控.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典型红壤丘陵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响应及其驱动因素分析(英文)

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差贡献率分析了1996～2005年兴国县各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影响,应用灰色综合关联度探讨了总人口数、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贡献测度,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1996～2005年兴国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林地为主,林地面积减小是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持续降低的最主要原因;随着市场需求的进一步增大和当地政府的鼓励政策实施,2001～2005年园地面积快速增加,园地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影响程度仅次于林地,居第2位;4项社会经济指标在不同研究期间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关联程度不一样,总人口数、城镇化水平和第一产业比重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关联度较高,但各社会经济指标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程度日益相当;城镇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额和总人口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显著负相关,第一产业比重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正相关。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红壤丘陵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响应及驱动因素分析

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差贡献率分析了1996～2005年兴国县各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影响,应用灰色综合关联度探讨了总人口数、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贡献测度,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1996～2005年兴国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林地为主,林地面积减小是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持续降低的最主要原因;随着市场需求的进一步增大和当地政府鼓励政策的实施,2001～2005年园地面积快速增加,园地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影响程度仅次于林地,居第2位;4项社会经济指标在不同研究期间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关联程度不一样,总人口数、城镇化水平和第一产业比重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关联度较高,但各社会经济指标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程度日益相当;城镇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额和总人口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显著负相关,第一产业比重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正相关。

中国不同类型农业R&D投入分布的动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农业科研机构R&D资金投入为研究对象,在探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三类型农业R&D投入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利用核密度函数系统分析2002—2013年不同类型农业R&D投入分布的动态演变,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业R&D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变化相对平稳,而试验发展投入则表现为持续上升趋势;2三类型农业R&D投入分布格局转变较大,均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3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投入区域差异显著扩大,而基础研究投入差异则经历先缩小再扩大的过程,总体呈小幅增大趋势;4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受到科研机构数量的影响较大,试验发展投入更易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农业科技政策对农业R&D投入增长的促进效果由试验发展向基础研究增强。

云南省实施“城镇上山”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英文）

云南是我国西部最为典型的山区省份之一，其山地多、平坝少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保耕地”与“保建设”的矛盾非常突出。2011年上半年，云南省创造性地确立了“保护坝区农田，建设山地城镇”的发展战略（简称“城镇上山”战略），旨在有效地保护坝区有限的优质耕地资源，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并为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提供新的建设空间，实现保护耕地与保障城镇化发展的双赢，保障边疆农村社会的稳定。云南省实施这一战略有其可行性，主要表现在坡度在8°～25°间的缓坡土地开发潜力巨大，全省坡度8°~25°的缓坡土地约占土地总面积的51%，约相当于2009年末全省城镇用地规模的140倍；大多数县（市、区）坝区周边或主要城镇周边分布着不同规模的低丘缓坡地，具有丰富的山区后备建设用地资源，利于因地制宜地推进＆quot;城镇上山＆quot;战略。

城市不同植物群落在小尺度范围内降温增湿效应的时空变化

城市中植物群落的降温增湿作用是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有效途径。选择江西财经大学麦庐园校区的乔木林、灌木丛和草坪为研究对象,对3者在小尺度范围内调节城市小气候的效应进行了定量化研究。结果表明:(1)乔木林的降温效应最明显出现在20:00(-4.00℃),最弱是在10:00(-1.68℃);灌木丛降温效应最明显出现在8:00(-2.95℃),最弱是在12:00(-0.27℃);草坪影响下的降温效应最明显出现在20:00(-2.31℃),最弱是在10:00(0.38℃);(2)上午时段灌木丛的降温效应明显,灌木丛和草坪增湿效应明显;下午时段草坪降温效应变化幅度大,乔木林在下午时段增湿效应的变化幅度大;(3)乔木林、灌木丛和草坪的降温效应和增湿效应都随距离的增大而减少,温度差值和相对湿度差值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2004—2012年中国粮食增产中的投入贡献

利用省级面板数据估计2004—2012年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总产量增长中种粮投入因素的影响及其对粮食产量增长率变化的贡献。结果表明: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作物生产中,播种面积的产出弹性均远大于物质服务投入强度,劳动力成本强度的影响则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2004-2012年,尽管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的产量不断增加,但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种粮投入对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增产率变化的贡献均在80%左右,播种面积减少是粮食增产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稻谷产量增长率变化中播种面积的贡献比重逐步加大,小麦增产率变化中播种面积的贡献比重则显著下降,而玉米的投入贡献比重变化不明显。促进我国粮食增产,稳定和扩大播种面积是基础,保护耕地是关键,应针对不同作物制定科学合理的粮食生产投入政策与机制。

农地流转服务体系有助于抑制耕地撂荒吗?——来自丘陵山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赣南丘陵山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和准自然实验思路,采用PSM方法实证分析县乡村三级农地流转服务体系对丘陵山区耕地撂荒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农地流转服务体系具有显著的耕地撂荒抑制效应,在县乡村三级农地流转服务体系作用下,撂荒农户比例由26.9%下降至14.3%,户均撂荒面积由0.026公顷减少至0.008公顷,户均撂荒率由12.7%降低至3.9%;(2)农地流转服务体系对丘陵山区耕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因地块禀赋特征和耕作条件而异,能够显著抑制优质耕地撂荒,而无法解决劣质耕地撂荒问题;(3)农地流转服务体系具有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控制交易风险和扩大交易半径促进土地流转,进而抑制耕地撂荒的传导机制。据此,建议丘陵山区在完善农地流转服务体系的同时,积极推进农地宜机化改造,通过提高土地的市场化配置水平抑制耕地撂荒。

持续干旱时期云南省农业水贫困变化及其区域差异

以农业生产水资源短缺及其适应能力为切入点,从资源禀赋、供水途径、管理能力、利用水平和生态环境5个方面构建农业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云南省2008-2011年农业水贫困状态及其区域差异,并提出应对农业水贫困的对策。结果表明:1云南省农业水贫困指数由2008年的51.75减少到2011年的44.89,减幅较大的市州集中在中东部,主要为干旱引起资源禀赋分值明显减少所致;2农业水贫困指数减幅较大的市州的资源禀赋、供水途径和生态环境得分减幅同样较大;3干旱时期云南各市州应对农业水贫困恶化的优先措施有所差异,滇中地区的首要任务是完善供水途径,然后是改善生态环境;云南西部市州需优先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水平,其次为增强管理能力。

基于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的河南省耕地产能及其实现程度变化分析

在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的支持下,从粮食总产和单产两个维度对2013—2017年河南省耕地产能及其实现程度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1)河南省耕地产能单产从2013年的12064.25 kg/hm 2增加到2017年的12103.57 kg/hm 2,其实现程度相应由93.45%上升到97.54%;2017年,河南省一半地级市的耕地产能单产实现程度超过100%,存在过度利用的问题。(2)耕地产能总产从2013年的9846.73万t减少到2017年的9828.79万t,但其实现程度由53.92%上升到59.66%。(3)豫西地区的耕地产能及其实现程度均低于豫东地区,但产能实现程度的增幅相反。

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变迁及“非粮化”影响评估

研究目的:揭示1978年以来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变化规律,量化“非粮化”对耕地食物生产变化的影响程度,为“非粮化”治理、保障食物安全提供基础依据。研究方法:食物热量计算模型、LMDI分解法。研究结果:(1)经过波动增长(1978-1998年)、波动减少(1998-2003年)、快速回升(2003-2016年)和缓慢增长(2016-2020年),2020年中国耕地食物热量达113.23×10^(14) kJ,是1978年的2.58倍。(2)耕地食物生产结构呈现口粮减少而蔬果、油料、玉米快速增长的特征,其中口粮热量占比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且西北、广西和青海的耕地食物热量主体分别由口粮转为玉米、糖料和油料;蔬果生产增速最快,热量占比增加了5.02倍。(3)1978-1998年和1998-2003年耕地食物热量变化主要由口粮引起,影响程度分别为46.31%和-64.84%;2003-2016年和2016-2020年耕地食物热量增加分别源于玉米和蔬果的贡献,程度为53.42%和28.30%。(4)1978-1998年、1998-2003年和2016-2020年,“非粮化”分别在14.63%、73.30%和23.81%的程度上抑制了耕地食物热量增长,其中,2016-2020年,“非粮化”是上海、江西、海南和贵州耕地食物热量减少的主因。研究结论: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在总量增长的同时向多样化转型,“非粮化”抑制了耕地食物供给增长。要树立大食物观,以耕地食物增产作为分区域、分次序推进“非粮化”治理的重要原则,重点关注“非粮化”导致耕地食物供给减少的地区。

粮食主产区设施农用地的时空演变及格局优化研究——基于安徽省105个区(县)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粮食主产区安徽省的105个区(县)作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技术,剖析设施农用地空间上的规模变化和时间上的强度变化,探索设施农用地时空演变规律与集聚模式,进一步分区分类及对应提出空间布局差异优化策略。结果显示:(1)2005年尤其是2010年后,安徽省设施农用地在空间上由中部向两侧扩散,并逐渐呈现北方多、南方少的分布情况且主要集中在北部,设施农用地的面积亦逐年稳步增长;(2)2005—2020年,安徽省设施农用地占国土调查总面积的比率呈快速增长趋势,大部分区(县)的设施农用地变化强度指数不断提高,这与设施农用地的规模变化趋势是大体一致的;(3)2010年后,安徽省的设施农用地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其空间自相关状态的演变与设施农用地规模演变状况大致相同;(4)根据105个区(县)的设施农用地的时空分异特征及聚集模式的可视化表达,将安徽省分为皖北平原畜禽养殖区域、皖中岗丘现代农业区域、沿江平原综合农业区域、皖西南山区农旅综合区域,以此优化安徽省设施农用地格局,积极落实和完善设施农用地差异化管控措施,有效保障粮食生产及安全,为满足粮食主产区设施农业用地需求营造优良的环境。

山区农户耕地撂荒特征及代际异质性——基于赣南于都县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山区农户耕地撂荒特征及代际异质性,借助代际社会学中的“社会代”理论构建了山区农户耕地撂荒行为代际差异分析框架,基于赣南于都县的微观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山区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农户的耕地撂荒行为依次增强,具体而言,代际差异每提升一个等级,农户耕地撂荒概率增加6.6%、撂荒程度增加2.3%;2)代际差异具有通过作用山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而影响其耕地撂荒行为的机制,即山区老一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农户的耕地保护意愿趋弱、生计策略非农转型趋强、经济作物种植趋减,导致其耕地撂荒行为依次增强。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变革农业经营体系,优化山区不同代际农户农业生产模式;优化山区耕地在农户代际间的配置,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因地制宜建设山区经济作物产业链,促进不同代际农户共同增收。

基于USLE的土壤侵蚀敏感性评价及其空间自相关分析——以江西省兴国县为例

土壤侵蚀敏感性评价是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乃至生态功能区划中一项重要的内容。选取典型红壤丘陵区的江西省兴国县为案例区,基于通用土壤流失方程的基本原理,借助ArcGIS和GeoDa软件,分析了研究区的土壤侵蚀敏感性及其空间自相关性。主要结果表明:①2005年研究区的土壤侵蚀敏感性等级以轻度敏感和中度敏感为主,所占面积百分比总计70.25%,高度敏感和极敏感区面积为364.57 km2;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53.14%的敏感性观测区存在空间正相关,集中分布于兴国县的西部、南部、中部和北部,另外,46.86%的观测区存在空间负相关,分散在研究区的北部、南部、西部和中部。研究结果可为当地水土保持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提供参考。

不同城市化水平下中国粮食主产区耕地集约利用差异及其政策启示——以江西省和江苏省为例

本文提出从利用投入和产出效应2个方面测度耕地集约利用,并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的3种基本类型:粗放化型、集约化型和过度化型。以处于不同城市化水平下的江西省和江苏省两个粮食主产区为例,剖析两省2001年-2010年耕地(水稻种植)集约利用的差异及其政策启示。结果表明:①近10a来,城市化水平低的江西省单位耕地面积水稻种植总投入、省工性投入和增产性投入与城市化水平高的江苏省的差距明显缩小,其中省工性投入的差距最小,而江西省的水稻单产,尤其是水稻净利润在2010年进一步低于江苏省;②尽管江西省和江苏省耕地利用属于集约化型的年份均最多,但属于过度化型的年份比例偏高,分别为33.33%和22.22%,这说明两省尤其是江西省耕地产出效应没有同步跟进或者需要进一步跟进耕地利用投入;③江苏省应凭借自身优势推行农业现代化,江西省需增加以增产性投入为核心的农业投入和推行以加大种粮补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为重点的惠农政策。

中国耕地利用产出的结构特征

耕地利用产出结构特征,即不同农作物产值分配格局的详实信息,对国家制定粮食安全和耕地利用专业化及可持续管理的政策非常重要。在将耕地利用中的农作物分为谷物、薯类、豆类、油料、纤维、糖料和蔬菜7种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中国耕地利用产出结构的时空变化特征,并构建"产量弹性系数"和"价格弹性系数"来反映农作物产值变化受产量和价格影响的程度。结果表明:1谷物和蔬菜已成为当今中国耕地利用产出的主体,2007年开始蔬菜产值超过谷物,标志着中国耕地利用产出主导格局已从谷物转向蔬菜;2耕地产出为蔬菜主导型的省份分布范围由2004年的东部扩大到了2012年的内陆区域,其中包括了近2/3的粮食主产区;3大多数粮食主产区谷物产值增长的主要动因是总产量增加,而中东部蔬菜产值增长主要为价格上升;4在耕地利用专业化进程中,东北应扩大谷物种植优势,新疆需突出棉花种植特色,而黄淮海地区应着重考虑不同县域种植业的比较优势。

中国耕地利用投入的时空差异

耕地投入量在不同农作物间配置格局转变的信息对于国家制定粮食安全政策非常重要。论文在将农作物划分为谷物作物、豆类作物、油料作物、纤维作物、糖料作物和蔬菜作物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耕地利用投入,并进一步分析了耕地利用投入及其内部构成的时空差异。结果表明:①我国耕地利用投入从1998年的27.67×1010元增加到2011年的38.15×1010元,1999年起蔬菜作物投入超过谷物作物,我国耕地利用的投入格局已从谷物作物转向蔬菜作物;②耕地利用高投入的省份集中在黄淮海平原,低投入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耕地利用投入增长集中于北方和西南省份;③我国粮食主产省份的谷物作物投入比例大,东部沿海地区的蔬菜作物投入比例大;④种植集约度上升对经济较发达省份的谷物和蔬菜作物投入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大多数西部省份的谷物和蔬菜作物投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播种面积增加。

基于能值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差异分析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采用能值形态从投入指标测度耕地的利用集约度,系统分析了研究区2000-2009年间耕地的劳动力集约度、机械化集约度、化肥集约度、农药集约度和地膜集约度的时序特征,然后以这5种投入能值为基准对研究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整体特征及其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10年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呈指数增加,其中农业机械集约度的比重最大,达到了99.50%以上,且逐年上升,农业机械化成为研究区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②耕地属于高度集约利用和低度集约利用的县(市)最多,属于精细利用和粗放利用的县(市)最少;③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可划分为东部耕地精细利用区、中东部耕地低度集约利用区、中部耕地高度集约利用区、南部和北部耕地中度集约利用区5个区;④耕地利用集约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县(市)逐年增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影响越来越明显。

中国农业科研投资结构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在测算各地区农业科研投资政府、创收、社会三类来源资金比重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变异系数、ESDA等方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分析我国农业科研投资结构的空间分异特征,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农业科研投资社会资金比重变化平稳,而政府资金和创收资金的比重则分别表现为波动上升和波动下降的相对变化趋势,政府资金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主要来源。2中国农业科研投资结构的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均呈现总体缩小的态势。3政府资金比重高值分布区由2002年的"胡焕庸线"西北部地区扩展到2013年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创收资金恰好相反;而社会资金相对高值省份则由2002年的相互分散分布转为2013年的北方与南方地区集中连片分布。4政府资金比重与人均GDP、第一产业比重显著负相关,农业科技政策促进了政府资金比重的上升,创收资金则正好相反;社会资金比重值分别受到人均GDP的显著正影响和第一产业比重的显著负影响。

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耕地保护"新政"时期的1999—2008年为研究时段,在测算各省(市、自治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基础上,运用GIS、线性回归和泰尔指数系统分析了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空间差异,并构建了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不同区域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⑴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由东中部地区向西部和东北递减,但东部耕地利用集约度位次整体下降,中部和西部则上升,东北相对稳定;⑵由泰尔指数可知,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总体差异较明显,相较于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较大。⑶东部耕地利用集约度受耕地资源状况(如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等)的影响较大,其他区域则更易受到社会经济因素和农业政策的影响。因此,我国应采取差别化的管控策略来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发达地区要注重发展耕地适度规模经营,而欠发达地区则需要进一步完善强农惠农政策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