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抑制、耕地抛荒与家庭养老

构建基于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养老资源变动测度模型,考察生育率下降和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的单向与交互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和耕地抛荒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收入结构和生活来源的多样性与充足性,影响包括粮食生产自给在内的家庭养老支持体系;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交互媒介作用会强化这一侵蚀性影响;公共养老保险的制度补救作用则能减轻这一侵蚀性影响。提供包括公共养老保险在内的多层次家庭养老保障,将家庭内部亲缘互助行为升级为社会代际互助制度,有利于提高对居家养老人员的综合保障能力,减轻对子女和土地的依赖。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

本文构建了一个两期迭代模型分析了养老改革在运行效率和分配公平之间的两难抉择,模型分析过程中特别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对运行效率和分配公平的影响。文章还利用1978-2011年的数据,对模型结果和我国的养老改革实践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统账结合制应对老龄化的能力要高于现收现付制而低于基金制,而其投资收益率和分配公平性则要高于基金制而低于现收现付制;劳动生产率的快速上升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要求统账结合制养老保险体系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当以统筹账户为主,政府在改革中提高统筹比率突显分配公平的做法是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无论是提高制度的运行效率,还是增强制度的分配公平性,都应当重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人力资本的数量及质量是影响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关键因素,所以要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普及和发展对国民的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

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在三部门经济框架下拓展了Harris和Todaro(1970)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的H-T模型,对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机制开展了理论及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级在地区之间的梯度分化与城乡之间高达1.9~2.6倍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以及在不同城镇之间跨区流动的根本原因。养老保险可携带性是通过改变流动成本和流动收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和流动方向,具有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作用。提高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在2000—2019年间可使农村劳动力收入提高35%以上,并可使城乡劳动力收入差距减少15%~34%。有力地验证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在城乡协同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及其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和方向。

延迟退休的财政与就业影响及动态研究方法评价

以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为背景,对延迟退休的养老财政稳定作用、就业挤出效应和动态研究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分析表明:受个体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行业职业发展差异影响,为缓解养老金亏空压力和局部用工荒所推行的延迟退休改革其政策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劳动力在健康、教育、职业技能和工作经验上的分化以及同行业职业的匹配性,决定了个体社会地位、工作成就感和薪酬水平的差异化演变,延迟退休的财政稳定作用和就业挤出效应都会受此影响。以三期OLG模型为基础、包含个体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行业职业发展差异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非常适合于评价延迟退休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有助于得到新的理论发现和政策启示。

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形成因素

农产品作为生产、生活的基础性物品，在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着要素和支撑作用。广大农业地区，拥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农产品通过流通渠道进入农产品市场后为企业或个人的生产或生活所消费是农产品价值的实现途径。农产品的价值化在于能否商品化，人力与自然双重作用结晶的农产品商品化顺利与否在于农产品流通体系有没有建立、农产品流通体系是否完善合理。

人工智能、产业高级化与经济增长

文章利用中国2007-2019年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人工智能发展的经济影响与作用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提高了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减少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依赖,引导资源从传统产业部门向新兴产业部门流动,推动产业高级化,有助于提升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但是,由于受熊彼特创造性破坏和鲍莫尔病两种效应的深刻影响,人工智能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那么明显,在长期内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文章研究结论可作为各地制定创新战略、产业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经验参考。

养老金亏空、延迟退休与改革阻力——基于投票理论视角

从投票理论角度构建了一个策略甄别机制,对个体偏好分化影响延迟退休的作用机制作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延迟退休作为缓解养老金亏空的应急性策略,参保者对其态度同实际年龄与法定退休年龄的距离有关。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离休者会支持,离法定退休年龄很近的在岗者会反对,而离法定退休年龄很远的新增参保者,则受人力资本影响,大体是高劳动技能者支持,低劳动技能者反对。离休者和在岗者出现分化,是因为养老负担和养老金收益存在个体差异。而在岗者内部出现分化,则是因为对延迟退休的负面感知以及同工龄相关的工资增长率、社会地位和工作成就感存在个体差异。分析表明,延迟退休的改革阻力主要来自离退休年龄很近的在岗参保者和人力资本较少的低劳动技能者。政府在说服这部分参保者的同时,还应重视对低劳动技能者的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夯实支撑延迟退休的人口素养。

人口与人文经济环境对家庭养老的制约性影响及其体系重塑

本文以现有文献的演进脉络为基础,系统梳理人文与经济环境变化对家庭养老的制约性影响。研究发现,“家谓一门之内”以及“孝于亲,所当执”的亲情生活隐藏着长者权威对传统家庭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权的强大影响力,这也是过去数千年中国家庭代际更迭和互助合作得以维系的重要原因。受现代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市场化和城市化战略影响,社会习俗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家庭从儿孙满堂的金字塔结构变成了子丁稀少的倒金字塔结构,居住方式从相闻鸡犬的共室而居变成了留守和外出并行的分散而居,亲子关系从驾驭和臣服变成了基于感恩、亲情和追求平等的互利互惠。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当家庭同时面临生育数量不足和生育质量不高的困境时,老年生活来源的充足性和多样性就难以得到保证。决策者可从整合各种资源入手,构建政府保基本、市场保多样性以及社区和家庭积极参与的综合家庭养老保障体系,全方位、多层次化解家庭养老难题。

企业集群与中小企业成长研究

中小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由于中小企业自身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等缺陷，中小企业的成长不确定性较大。因此，对中小企业成长问题进行研究，从国家宏观面到企业自身微观层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在外部经济、分工协作机制以及范围规模经济等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中小企业为了抗衡市场风险、增强竞争能力和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而接成企业集群。集群一方面能够对中小企业的成长起到推动作用，

一个关于养老改革的外文文献综述--基于人口结构、决策环境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视角

本文以养老改革为话题对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作了一个文献综述,主要从人口结构、决策环境以及新自由主义三个方面展开。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该问题的存在及恶化会给养老保险体系以及宏观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各国政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分别从参数或结构上对本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进行了改革。而具有不同政治偏好和利益诉求的政党及工会组织,则通过选举制度和经济制度等平台,左右着本国的养老改革进程。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市场化、私有化以及行政干预最小化等观念,通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推波助澜,对各国的养老改革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比如其推崇的"多支柱养老改革方案",能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便是最好的明证。

全球农产品经销流通模式的对比分析

结合国外实践经验,对4种农产品经销流通模式——直销流通模式、批发中转流通模式、合作中介组织搭桥模式和电子商务网络对接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农产品经销流通体系的优化策略。

延迟退休、隔代照料与青年人就业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隔代照料文化、干中学效应与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OLG模型,用于考察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对时间投入和物质投入两种形式隔代照料的抑制和促进作用,通过影响个体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家庭生育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从就业意愿、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三个维度改变青年人的就业处境。随着延迟退休力度的加强,青年人的就业能力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动趋势,就业意愿与就业机会则在总体上保持下降趋势。养老保险制度介入后,并没有改变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方向,只是在不同制度安排下对三个分维度的影响出现了分化。其中,现收现付制下的就业意愿与就业机会要高于基金制,而基金制下的就业能力要高于现收现付制。幼儿照护支持体系不到位以及相关服务市场发育滞后,是协调老年人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关系的制约因素。从制度、政策和服务市场体系建设角度为青年人生育提供支持,是提升延迟退休政策效果、改善青年人就业处境的探索方向。

普遍延迟退休还是分类延迟退休——基于养老金亏空与劳动力市场的联动效应视角

本文从养老金亏空与劳动力市场的联动效应出发,为延迟退休方案的选择机制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并对分类延迟退休和普遍延迟退休的经济效率和政治可行性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延迟退休时间的长短和延迟退休的类型到底该如何选择,取决于养老金亏空降解效果的好坏、就业挤出效应的大小以及政治可行性的高低。从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来看,轻度延迟退休要好于深度延迟退休,分类延迟退休要好于普遍延迟退休。而参保者的人力资本状况及其个体差异性所带来的工资率和工作成就感的差异则是政策效果不一致性的根本原因。根据人力资本积累规律和劳动力供求情况分类延迟参保者的退休时间,会取得更好的养老金亏空降解效果,对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冲击也会更少。然而,要想切实提高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还得依赖于人力资本状况的改善。强化参保者尤其是低劳动技能者的职业培训和学历教育,是化解养老金亏空危机和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必由之路。

形式公平与运行效率的替代效应——基于实质公平的养老改革

本文构建了一个公平决策模型,对养老保险体系在形式公平和运行效率之间的替代效应及实质公平性进行了分析,并利用1978—2012年间的数据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考虑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替代效应要大于不考虑的情形,当个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时,实施差异化的缴费政策有利于提高个人维度上的实质公平性。替代效应还与人口结构有关,当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时,降低统筹比率有利于提高制度维度上的实质公平性。经验检验显示,基金制和统账结合制的实质公平性在个人维度上的变化趋势要优于在制度维度上的变化趋势。而现收现付制在个人维度和制度维度上的变化趋势则相反。养老改革必须权衡实质公平性在个人维度和制度维度上的此消彼长,只有当提高统筹比率所带来的实质公平性在制度维度上的增加值大于在个人维度上的减少值时才是可取的。同样,只有当降低统筹比率所带来的实质公平性在个人维度上的增加值大于在制度维度上的减少值时才是可取的。

延迟退休与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的财政及就业效应

本文运用养老金缺口度量模型对比分析了延迟退休和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的政策效果与就业效应,并运用中国1997-2015年间的数据对两种养老改革的效果作了模拟分析。研究表明,延迟退休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养老金亏空问题,其不但会降低现存工作代在退休后的养老待遇,还会加重延迟退休到期以后若干新生代的养老负担;对新增劳动力也会产生就业挤出效应,不利于缓解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结构性矛盾,并增加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而并轨养老保险制度的效果则要好得多,无论是平衡养老财政预算,还是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都具有明显优势。当前优先考虑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择期推进延迟退休的改革策略,比较切合中国国情。具体改革措施可依据不同群体的年龄结构、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相机抉择。

中国城乡户籍与性别的重叠效应——身份公平的养老改革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身份差异的代际交叠模型,分析了身份标签效应和重叠效应对养老改革的影响,并探讨了身份公平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研究结果显示:(1)二元制结构是造成城乡居民养老差异的制度性原因。教育资源、产业布局以及就业机会在城乡之间的分布不均衡性,必然会导致城乡居民在获取养老金概率及水平上的差异;(2)生理特征以及家庭和生育责任是造成男女养老差异的根本原因。男女在就业能力以及就业环境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男女在获取养老金概率及水平上的差异;(3)城镇居民获取养老金的概率和水平比农村居民高,以及男性获取养老金的概率和水平比女性高等诸多养老不公的现象,应归因于城乡户籍和性别对养老福利分配所产生的身份标签效应;(4)户籍和性别的交互作用对养老福利分配所产生的重叠效应,会导致个体之间出现更为层次分明的养老差异,其中,城镇男性的养老待遇最高,然后依次为城镇女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研究结果表明,打破城乡二元制结构,实施帮扶农村地区的教育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以及养老政策,有利于纠正身份标签效应及重叠效应对城乡养老福利分配的负面影响。而采用对女性家庭和生育责任进行补偿的照顾性就业政策和养老政策,则有利于纠正身份标签效应及重叠效应对男女养老福利分配的负面影响。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历史演进与阻力分析——基于中国的经验事实

本文从历史演变视角对中国养老保险体制的发展历程及其改革阻力作了系统梳理和点评。研究发现,中国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初创期、暂停冻结期、恢复重建期、筹资模式调整和缴费激励机制建设期以及新的改革探索期等五个时期,虽然历次改革的重点在不断变化,先后聚焦于对统筹层次、覆盖面、账户结构以及政策统一性等养老参数的调整,但目标始终没有偏离提高养老保险体系的财政可持续性和养老福利分配的公平性。当前,面对老龄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对外开放扩大化等诸多因素交互冲击的复杂环境,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扩大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并轨不同所有制单位的养老政策、延迟退休以及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上。历史经验表明,要减轻改革阻力,就得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新办法加补贴"的策略,真正做到公平、有效地落实各项政策措施。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动态时间一致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时间一致性模型，并利用中国数据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动态时间一致性做了经验检验和动态预测。研究发现，按照帕累托效率标准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参数或结构进行调整只是手段，而提高动态时间一致性才是目的。一项养老改革只有在能够同时增进社会福利和个人投资收益率时，才符合动态时间一致性原则；经验检验表明，1978～2012年间，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是不符合动态时间一致性原则的；而1994年之后，将统筹比率控制在0．6～0．75之间，则有利于提高养老保险体系的动态时间一致性。预测结果表明，中国政府在2014～2037年和2038～2044年间应将统筹比率分别控制在0．6～0．9和0．25～0．6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