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公共政策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大量方法和理论,也表现为这些研究分散在各种特定领域的政策中。国家概念是政策理论的中心,但要将国家理论应用于政策研究却不容易“。阶段”方法是政策研究中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之一,但它只是一种初级方法。新制度主义方法将政策制定过程推向了一种重要的比较分析方式,为解释政策的异同提供了制度解释维度,但它太笼统,考虑范围过于宽泛。而新制度主义者经常选择特定政策领域或部门进行分析,这是一个重要进展,因为政策制定是在特定部门或领域中进行的,仅仅集中关注国家及其行政、立法、司法机构是不够的。政策网络方法体现了研究者对于政策制定中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更普遍、更早的兴趣,但它除了描述外并不能帮助我们在理论发展中走得更远。理性方法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当然它不能把理性选择作为对决策的惟一解释。在合作模式中,国家及其各个层次不再被看作合作的惟一机制,它表明市场和网络作为合作的另一种机制或原则正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时下十分流行的治理理论并没有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它可能仅仅是一个时髦词汇。如果把治理的要点放在使国家、市民社会、市场、网络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互相协作上,治理就会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和深刻的分析方法。

布莱尔、布朗的鹰谷议程与全球政治的不平等发展

2005年7月在苏格兰鹰谷(Gleneagles)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上,布莱尔和布朗提出了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的议程。通过反思“鹰谷”会议及其后续会议的成果与启示,批评布莱尔、布朗和“变贫困为历史”活动内在包含的概念框架,可以看到,“变贫穷为历史”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在金融、贸易和环境领域等发展策略的三个主要竞技场中,世界各国于一种复杂的结构不平等模式中运作。布莱尔和布朗的鹰谷议程不得不面对不平等发展的全球政治,而且这个议程由于这些政治条件的限制被弄得歪七扭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