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市场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东盟国家的经验证据

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在东盟一体化建设的整体框架下,东盟各国经济势必朝向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利用2012—2019年东盟国家非金融行业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可以从规模和活力角度出发描述部分东盟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而研究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东盟各国金融市场化程度不同,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整体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形成先促进后抑制的动态影响路径,存在一个以创新产出为衡量标准的最优金融结构。为此,各国政府应当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监管效率,同时引导企业提高创新产出质量,重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

投资合作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文章在全球价值链升级与重构的大背景下,利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根据GVC生产分解模型构建全球价值链地位综合衡量指标,实证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投资对双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双向投资提升了其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位置和生产活动所能获得增加值的能力,对双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应该继续积极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由全球性向区域性转移的大趋势,构建同时符合双方实际需要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从而更好地推动全产业链的功能升级。

数字金融发展对异质性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

数字金融是否能够显著提升居民消费,对哪些类别的居民消费提升作用更大需要进一步研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家庭的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且对发展型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于生存型消费,数字金融发展对乡镇、中西部地区、有网购习惯家庭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对城市、东部地区、无网购习惯家庭的促进作用;对于发展型消费,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中低教育程度、无网购习惯家庭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对中西部地区、高教育程度、有网购习惯家庭的促进作用;对于享乐型消费,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中西部地区、高教育程度、有网购习惯家庭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中西部地区家庭的促进作用大于东部地区家庭。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征信评分业务发展探讨

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个人信用评分领域是必然趋势。依赖大数据技术的新兴信用评分体系具有指标数量庞大,处理速度快,更新周期短等优势,但难以掌握核心的信贷历史数据,也存在着信息透明度不高,信息安全难以保证等问题。打破数据壁垒,加强大数据信用评分模型在传统信贷领域的应用,提高信用评分体系的透明度将有助于完善我国个人征信体系和防控金融风险。

信用债券违约风险预警——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债券融资是企业有效利用社会资金、开展直接融资的重要途径。但中国的债券市场在风险处置机制上尚未成熟,一旦发生债券违约,投资者可以维权的方式和能力有限。债券违约的增加和发生企业债券违约后的低流动性、高损失率,对信用债券违约风险预警提出了迫切需求。市场投资者应该摒弃遇事"一刀切"的惰性思维,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体系,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应对,将信用风险的管理由被动转为主动;充分准确的信息披露有助于风险预警工作的开展;完善债券市场法治建设,培育成熟的高收益债市场是有效防范和化解信用债券市场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