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的治理”到“治理的空间”: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治理现代化

空间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为主轴发掘空间的政治价值,并将其上升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治理。这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拓展,也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危机与阶级矛盾的实质。进一步地,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阐释空间和知识、权力关系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资本主导的城市治理提出强烈批评,并指明迈向空间正义的实践路径。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和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为当前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启示,有助于推动城市治理从“空间的治理”真正向“治理的空间”转型。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组织优势及路径选择

当前杭州市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方式主要包括:公共服务社区化、与政府签订承包合同、接受政府资助以及与企业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等。进一步完善杭州市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需要加快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能力提升;建立起制度化的公共财政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体系和保障机制;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协作供给模式,提升服务供给合力;拓伸扶持渠道,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农民工融入当地社区的壁垒及实践策略研究——基于对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群际关系的分析

当前,非体制性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农民工超越户籍等制度壁垒融入城市的前提和基础。但已有文献尚未摆脱"制度决定论"的宏观研究,较少触及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中观实践层面。本文通过对杭州市722位农民工社区融入现状的实证调研,从农民工和社区居民的双向维度考察了两大群体的群际关系,分析了当前农民工与城市社区的互动类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工经济融入能力的提升和城市认同感的增强,社区排斥现象进一步凸显,整体社区融入状况不容乐观。分析表明,当前推进农民工城市融入除了求助于政府主导和制度引导外,还有赖于从社区支持的角度去寻求实践策略。

“三社联动”推进社会建设——来自杭州江干区的经验

社会建设是当前学界和政府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诸多学者专门就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进行了理论探讨，但在社会建设建“什么”，如何“建”等实质性问题上仍没有清晰的共识。围绕这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职能部门也尝试从社会建设的主体、体制、模式和方法等出发进行探索。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是重建基层社会治理秩序。而社区是实现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要平台，因此如何在社区层面走出一条治理主体多元、服务方式灵活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一直是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的重要方式。

从“生存”到“发展”: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问题——基于“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差异研究

当前,面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压力和金融危机的外在影响,农民工的退路和出路问题成为政府、学者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以对浙江省返城农民工的实地调研和个案访谈作为经验材料和叙事文本,通过"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对比,发现农民工的行为导向逐步由生存理性走向发展理性。由此,金融危机下解决农民工退路问题应重点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及其行为差异,农民工对自身的定位和行为选择差异将决定政府政策制定的导向。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视野下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构建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极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新命题,亟待学界对其进行理论阐释,并用以指导实践。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体系现代化。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融合"结构-主体"二元视角,主张从不同层次的结构要素出发考察社会结构,这为我们理解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构建提供重要启发。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包括横向的系统结构和纵向的层次结构及两者的有机统一,在整个体系中,"人"是核心要素。结合社会结构理论的方法论意涵,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要遵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三重维度,朝着"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方向迈进.

从“政权建设”到“社会建设”:新中国70年城市基层社会的形塑与变迁

城市基层社会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行政权力深入市民日常生活形塑而成的独特空间,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国家政权建设"到"国家社会建设"构成了其逻辑主线,具体包括国家职能范围从"全域覆盖"向"有限管理"转变、国家与社会互动方式从"纵向吸纳"向"横向建构"转变、基层社会组织形态从"高度合一"向"主体多元"转变三个层面。该结论对以往将城市基层社会的形成归因于中国权威政体纵向建构整体性社会的惯常认知做出修正,也为下一阶段推进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改革提供启示。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创新——以杭州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探索阶段,实践成效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因而各地仍在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杭州通过创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杭州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根据社区公共事务的属性差异界定主体边界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与"多中心"的外部网络是社区治理的组织保证,行政、准市场、志愿和自治等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

社会治理视野下的工会转型与政府角色研究——以浙江省YW市工会维权模式为个案

当前社会转型给政府带来了职能转变的需要,也使中国工会的角色和功能发生了变化,即由"行政附属机构"逐渐转为承担"治理"功能的社会组织。但工会转型步履维艰,主要表现为旧的工会体制对新的治理需求的不适应。本文以浙江省YW市工会维权的新实践为例,认为相对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会转型的一条可能性路径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在现有的组织资源和熟悉的制度框架内整合利益关系,实现社会的治理化需求。

从“生存”到“发展”: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问题——基于“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差异分析

通过对"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对比,发现他们在进城打工动因、城市认同感以及就业途径和择业观念上均存在差异,农民工的行为导向逐步由生存理性走向发展理性。在发展理性的驱动下,真正愿意返乡并把农村和土地当成生存之路的农民工其实只占小部分,数量占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面对金融危机仍坚持返城务工。由此认为,金融危机下解决农民工出路问题应重点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及其行为差异,农民工对自身的定位和行为选择差异将决定政府政策制定的导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逻辑框架及战略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课题,这对学界从理论框架和实践方向上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行解读和分析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中西方理论语境差异尤其是针对西方社会治理模式中因重返官僚制而导致的内在张力与弊病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应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制和"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治理机制入手做出积极应对。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个别专注理论思辨的社会治理理论流派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更应是一种行动纲领。从战略方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破解了以往中国地方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从五个方面为未来深化改革提供了转型出路。

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与美好生活的社区形态——“未来社区”的概念证成及实践议题

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人类对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而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与其具有高度的同步性、一致性。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打造“未来社区”,并明确将其作为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示范区的基本单元,赋予了社区形态新内涵。从西方共同体的源起到中国社区建设背景下的本土探索,再到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提出,学界和实践者不断推进社区研究,为政策层面应运而生的“未来社区”提供概念证成。浙江省“未来社区”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根本目标,通过“三化九场景”的价值坐标和功能集成推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技术和谐共处。在共同富裕现代化新征程中,“未来社区”还需从合作善治、包容共享、统筹均衡三个维度出发,将美好生活的社区新形态新模式推向实践发展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城”迁移及其城市融入

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流动为主的中国"乡—城"迁移一直持续至今,与之相对的是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乡城移民及其城市融入问题的追踪研究。在社会空间和归属感两级框架主导下,学界就中国"乡—城"迁移模式及代际差异演变基本达成共识,即,模式上从"单枪匹马"转变为"链式迁移"、代际上从"返乡务农"进入到"留城发展"的新阶段。受制于迁移前群体特质和流入地城市特征的双重影响,学界集中从二元分割的宏观制度及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中观路径这两大方向提出完善策略。国内外相关成果为理解和化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乡—城"迁移及其城市融入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尚存拓展空间,具体表现在:一应从跨越农村空间、永久定居城市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来重新界定中国新生代"乡—城"移民;二应更关注"乡—城"移民城市融入中的非结构性"弱"排斥;三应推进未来"乡—城"移民城市融入中横向社会化机制的突破。

“人口倒挂”混居村的自治组织边界重建

当前,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大量聚居于长三角、珠三角城郊,形成了不少"人口倒挂"的混居村。相对稳定的租住关系重塑了农村传统意义上的"邻里"和共同体边界,也不断凸显混居村的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原有以村籍为基础的成员资格获取、村级组织方式和自治逻辑与混居后的村务治理范围不相匹配。通过对浙江嘉善Y村村务协商议事会的微观考察,发现Y村议事协商会与"以外管外"传统理念不同,它通过"再组织"的方式建立议事协商平台,重构了混居村的横向关系,从而促进新老成员融合和混居村的村级治理。基于Y村案例启示,为实现新组织平台与村级权力结构的衔接,还需进一步打破经社组织重叠架构,从重塑自治组织边界的角度为外地人获取成员资格、参与村务治理提供正式通道,真正实现混居村的治理转型。

政府行政管理与城市社区自治良性互动的路径研究——基于杭州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十二五"时期,如何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真正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良性互动和有序衔接值得深入研究。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达成,是行政和自治两股力量动态互动的结果。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和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行政和自治必然共存于同一场域——社区。相比于上海、深圳、江汉等地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杭州通过"分类治理"与"复合主体"尝试实现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制衡与相吸,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复合模式的法理缺失也导致了杭州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暂时性、阶段性限度。本文在分析杭州实践基础上,探索和考察了政府行政调控机制和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难点与可行路径。

面向国际化:杭州市民素质提升的重点和主要举措

市民素质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市民素质的提升也是建设世界城市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在分析市民素质的内涵,归纳面向国际化过程中,杭州市民素质存在的不足及需要提升的重点的基础上,从建立开放的教育体系、构建国际化的文化服务体系、创建旅游名城形象、培育民主参与机制和营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五个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杭州市民素质的举措。

结构性与公共性二元视野下的“三社联动”模式及其完善——以杭州市为例

结构性与公共性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双重困境,由此形成社会治理理论中"社会管理派"和"社会重建派"的二元分野。如何实现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和基于公民能动的社会自治两者之间的互动衔接也成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内容。社区作为政府纵向科层制管理结构和社会横向开放系统的交点,是社会治理中结构性和公共性张力产生的主要场域,因此,构建有序、自治的社区是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和方式。2013年,杭州市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三社联动的建设模式,通过"三社联动"架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匹配机制,并以"三社联动"激活公共领域的协商互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启迪。

农村换届选举后村级组织建设与运行问题研究——基于杭州市第九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综合分析

通过考察杭州市第九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后农村村级组织建设和运行现状,文章分析了当前农村党组织、村委会、村经济(股份)合作社三大组织之间的治理架构特点和存在困境。选举制度的民主化安排增强了农村村民的政治功效感和信任度,对乡村治理和基层组织建设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目前的选举和组织设置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上而下产生的村党组织权力结构与借"草根民主"形成的自下而上的村委会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党支部(或村委)+合作社"的重叠模式实质也是政府缺位背景下的精英替代,长远来看,"政经不分"蕴含的治理风险和困惑也必然影响村民自治的实效及基层组织的权威性、合法性。对此,我们试图从优化农村选举方式及村务管理方式、以农村民主监督促进民主管理、整合农村村级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及提升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四个角度提出化解思路。

当前杭州市民科学素质的现状及提升机制研究

全面和及时地掌握杭州市民科学素质状况并提出有效对策来提高市民科技素质水平,是当前杭州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构建创新、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程。通过采用国际通用的科学素质测评体系和调查方法,对杭州市民科学素质的总体状况及群体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调查发现,杭州近年来市民科学素质水平有所提高但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和城市整体水平仍不高,同时群体差异明显,部分弱势群体科学素质水平过低。针对该现状,从政府执行力、公民需求力、社会参与力和市场运作力四个方面提出"四力合一"的建设机制以提升杭州市民的科学素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