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罪的司法扩张与理性反思

目前洗钱罪在司法适用中呈现扩张趋势,这种扩张具有多种原因,其中不合理的地方需要理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上游犯罪中的行为存在数罪并罚、上游犯罪共犯、单独洗钱罪以及想象竞合的认定模式,这种混乱适用的现象源于没有把握洗钱罪事后犯的本质.洗钱罪系广义洗钱犯罪体系中的一环,具有洗钱犯罪的事后犯属性,上游犯罪中的参与行为更契合共犯的评价体系,也能够避免陷入重复评价的囹圄,因而将洗钱罪理解为事后犯更为妥当.洗钱罪“洗”的含义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扩张理解的倾向,这主要由于对洗钱罪保护法益的理解存在偏差.洗钱罪具有双重保护法益,其中表层法益表现为金融管理秩序,深层法益表现为金融安全,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据此对非七类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掩饰、隐瞒、单纯的保管、窝藏等物理行为用于日常生活的消费行为以及仅仅提供资金账户的行为,难以认为侵害了洗钱罪的保护法益,因而不宜将此类行为认定为洗钱罪更为合适.

刑法介入基因编辑技术的限度——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域的考察

基因编辑对人类具有诸多利益,但也蕴藏着无限危险。刑法是否应介入基因编辑技术,在立法时各执一端,其中既有利益与风险的考量,也有刑法谦抑性价值的抉择。《刑法修正案(十一)》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正确适用该罪,须考量立法过程中的争议因素,确定本罪保护的法益是人类自然生殖利益,明确罪名中的“非法”对应于“合法”的内涵,同时还要把握具体的三种行为类型的实质,对符合罪量要素的“情节严重”综合考察,实现司法过程中的准确适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中国刑法观变革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刑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重要部门法,必须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刑法观出现系列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表明刑法须秉承特色刑法观,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刑法须坚持稳妥刑法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彰显刑法须反映安全刑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凸显刑法须贯彻民生刑法观,生态文明建设突出表现为刑法须秉持绿色刑法观。

预防刑法的基本范畴厘清

关于预防刑法的概念与类型还存在诸多争议,其中对概念的描述多是特征性、类型化的概括,这并不能深刻揭示预防刑法的内涵与外延。预防刑法是规定预防性罪名与预防性处罚措施的法律规范,预防性罪名和预防性处罚措施构成预防刑法的一体两面。预防刑法在整体上体现为预防性犯罪化与预防性刑罚化所形成的预防性罪刑规范,预防性犯罪化是对行为所产生的具体危险与抽象危险的犯罪化,预防性刑罚化则突出表现为预防再犯的预防性处罚措施的设置。预防刑法与风险刑法、安全刑法、敌人刑法、积极刑法有紧密联系,既有相似也存在差异,在范围上不宜等同。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胚胎罪的保护法益证成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胚胎罪系《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正确适用本罪的前提在于明确其保护的法益。生命权与健康权、人类尊严、基因安全与遗传安全、人类基因科学技术应用的伦理性和安全性均无法作为本罪的保护法益,其对构成要件的解释无法起到具体规制机能。结合本罪的体系定位和构成要件行为,本罪应具有双层保护法益,表层法益体现为公共卫生管理秩序,深层法益体现为人类自然生殖利益。基于这一双层法益可以明确非法植入基因编辑胚胎罪的性质与具体构成要件要素的本质,并且能够说明立法者未对特定基因编辑行为犯罪化的原因,因而具有合理性。

我国犯罪记录整体封存的制度构建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保障犯罪人员的正当性权利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制度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领域,经由制度试行、法律定型与规范补正三个阶段实践,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成熟。但对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本身及其所要实现的目的来说,该制度依然存在着适用主体范围与刑罚范围过窄,与犯罪记录有限查询模式相抵牾,无法从规范层面保障犯罪人的整体再社会化,无法从事实层面达到有限被遗忘效果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构建犯罪记录整体封存制度。犯罪记录整体封存制度的构建须明确“犯罪记录”的范围与属性,以及“整体封存”所具有的有限被遗忘权的内涵,应以分层管理、区分效果为层级构造,以废除犯罪记录报告义务,改造裁判文书公开、人事档案等制度,理清整体封存与从业禁止之间的关系,整合不合理的前科就业限制规范为配合。通过以法定与申请两种方式封存犯罪记录,改造刑事诉讼法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制度,从而实现犯罪记录整体封存制度的立法塑造。

我国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体系性构建

步入新时代,刑法参与社会治理必须要实现现代化,这就要求刑法中不仅要具备定罪量刑与刑罚执行制度,还要具备犯罪标签去除机制。为此有必要在明确犯罪记录内涵的前提下构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既是深化法治领域改革的自然趋向,也是积极主义刑法立法趋势下犯罪呈现结构性变化的现实需求,更是保障犯罪人正当权利、促进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应然措施。犯罪记录制度正在我国统筹推进,域外相关制度规范可提供立法经验借鉴,这使得构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具有可行性。未来要构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还需要保持消灭与封存协同共进的总体思路,明确犯罪记录消灭对应的删除权与被遗忘权,以及封存对应的有限被遗忘权的内涵。在具体实施中实行法定与申请两种方式,立足于刑事一体化,废除犯罪记录报告制度,扩展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空间,合理划定犯罪记录消灭的范围,设置相应的限制条件,最后还要适时制定“犯罪记录法”,以实现犯罪记录记载、存储、查询、封存与消灭机制的完备,有效衔接《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