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美热”何以持续?——医美实践中的逻辑依赖与社会学反思

既有研究关注“医美热”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但难以回答“医美热”何以持续的理论问题。为此,文章采用希林“肉身实在论”的理论框架,关注身体生成性特征与社会约束性特征之间的联系,并基于某中高档医疗美容机构的田野调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文章认为,借由身体实现的医美与社会结构的互构使得“医美热”不断持续。在这一过程中,散见于不同生活领域中同美貌相关的歧视性社会规则,如亲密关系领域中“郎才女貌”的婚姻标准,劳动力市场领域里的“美容溢价”,以及日常生活领域中外貌同个人发展机会的关联,使得美貌不断累积优势,并抬高个体寻求医美的意愿。而新自由主义文化下的医美实践,则借“赋权”与“自由”之名,以个体主体性的身体改造为代价,更以其他未经身体修饰的大多数人的身体贬值为代价,利用、加深并巩固了前述隐蔽的社会歧视性规则,以最大化身体修饰的效益。这或许是理解当前“医美热”争议的核心。

中国单身青年的规模、特征及其演进态势

我国单身青年人口规模逆趋势上升,对该人群特质的探讨不仅是把握当前人口形势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理解未来单身社会演进的前提与基础。本文综合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与大型调查数据,从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生活与家庭私人生活三大维度刻画当前20~49岁单身青年的特征与演进态势,并重点关注35~49岁晚婚与不婚的青年实践者。本文认为,尽管我国青年的个体化趋势增强,但离国际社会所展现的“单身社会”仍有一定距离。单身青年内部存在极大的异质性,形成“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的分化,经济弱势、舆论失语的青年与积极构建自我价值和亲密关系的青年并存,同时有更多个体游离于这两类情境之间。考虑到我国个体化进程背后动因的复杂性,应警惕过分原子化下青年人内部的相互孤立,同时为受困于多元交叉压力的青年人提供支持与帮助,以避免社会阶层固化等潜在社会不公平后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发展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人口思想和实践史

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人口发展进程——完成了压缩式的人口转变、形成了高空间流动特征的“迁徙中国”格局,进入了更加复杂的后人口转变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多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和现实处境,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实事求是、不断探索,带领中国实现了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增长,抑制了迅猛增长的人口趋势,激活了人口流动活力,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回溯历史,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人口思想和实践变迁,这些本土化的经验与思考能为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人口挑战提供启发。

中国的家庭转变与低生育率

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为1.45‰,双双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日常生活领域中网络空间对社区共同体的想象和生产——基于福州市高档小区H的个案研究

作为人们生活栖息地的城市社区常常因为缺乏共同生活史和集体成员记忆而丧失原有的“公共性”。网络因其扁平化的组织方式以及倡导平等自由的人际交往模式,在降低沟通成本的同时有效推进了人际互动,使得原子化下居民们彼此孤立的状态被打破,让“共同体”的建设成为可能。通过福州高档小区H的个案研究发现,作为行动者的居民借助网络弱关系整合、创建“同时性”的想象以及工具性的构建作用,将线上关于日常生活的集中讨论发展成线下的社区活动,在获得个人存在感的同时,也塑造了群体归属感。在社会高速流动的当下,网络作为社区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播者,是社区“共同体”想象和生产的重要空间。

中国单身青年的规模、特征及其演进态势

当前,我国单身青年规模的大幅增长已经引发了社会对其未来生活的关注,并激起了对更宏观的家庭婚姻制度的讨论。厘清我国单身青年的特征与演进态势,对于把握单身社会的意涵至关重要,也是理解未来我国社会演化进程的重要基础。

单身青年规模、特征及其影响

我国单身青年人口规模上升当前,我国单身青年规模的大幅增长已经引发了社会对其未来生活的关注,并激起了对更宏观的家庭婚姻制度的讨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男女两性的初婚年龄达到29.38岁和27.95岁,创历史新高。同时,20-49岁未婚人口规模达1.34亿人,同年龄组中一人户的数量也迅速扩增,达到5897万户,社会个体化趋势明显。

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发现与讨论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代际的更替,中国的婚育模式已发生显著的变化,然而婚姻和生育是否呈现出去制度化的趋势?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作为未来婚育的主体,大学生的婚育观是理解未来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基于分层多阶段PPS抽样组织实施了有全国代表性的2021年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调查发现:对大学生而言,婚姻和生育仍然没有明显的去制度化,但其价值基础已发生改变;巨大的婚育阻力而非观念转变是大学生低婚育意愿的主要原因;婚育观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分化;互联网与圈层文化和婚恋观之间形成互构。基于以上特征,文章讨论了其背后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婚姻转变、性别革命等理论与社会机制。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死亡水平估计

评估普查死亡数据质量是推断死亡水平的前提和基础。为避免单一估计方法因违背其特定假设而产生偏误,文章综合使用多种模型生命表与国际比较法,系统估计了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的死亡漏报,并修正了相应的死亡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七普各年龄段仍然存在显著的死亡漏报现象。就各类评估方法的中位数而言,中国婴儿死亡率男性为6.72‰、女性为5.90‰,漏报率分别为75.30%、76.61%;成年(15~59岁)死亡概率男性为11.24%、女性为6.54%,漏报率分别为23.21%、41.75%;中低龄(60~79岁)老年死亡概率男性为51.93%、女性为34.63%,漏报率分别为26.79%、29.27%;高龄(80~99岁)老年死亡概率男性为99.10%、女性为98.03%,漏报率分别为4.16%、5.13%。由此看出,通过普查获得准确的死亡信息仍面临不少挑战,应尽快建立起完善的死亡登记制度。

大学生婚育观念呈渐进式变化 应重视青年婚育的实际需求

近年来,中国的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快速的变革——初婚、初育年龄不断推迟,离婚率攀升,生育率下降,这似乎指向了代际更迭下的婚姻观念转变。中国的婚姻是否呈现了去制度化的趋势?为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依托中国教育在线网和各大院校公开信息组织实施了全国代表性抽样调查,以成长于互联网发展时期的“Z世代”大学生为调研对象,考察其婚育偏好。

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2021年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讨论

当前,中国历经了快速的社会变革,在初婚模式上显现出一系列的新变化与新特征——1980年前出生的世代已经从“普婚早婚”模式转变为“普婚晚婚”,而1980年后出生的世代或将继续挑战普婚的传统。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的中坚力量,是未来十年内婚育行为的核心主体,其婚育态度引发学界乃至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依托中国教育在线网各大院校基本信息和近年来各校高考招生计划,通过多阶段PPS抽样开展了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