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因缘——“理”与“道”的新诠

从学术因缘的角度看,章学诚的思想不止是戴震思想的对立,也是一种延续与发展。戴震在经学研究中凸显了文化的意识,认为"礼"源起于人伦日用,从"礼"的典章制度中言"理",与宋儒争"天理"的解释权。但戴震大概始料未及,他毕生未尝给予过敬意的、一位冲撞他的年轻人章学诚,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吸收了他的思想,在他逝世十余年之后,建构了一套与他极为相近的思想观念。章氏将戴震深研的"礼",转化为其"六经皆史"说的典章制度;同时撷采戴震"礼"为"人心所同然"之义,推衍为"道"即人伦日用的思想。他们都注意到经史文献所记载的内容背后的一种人伦、社群、文化的自然力量。

论《易经》非占筮记录

自20世纪初古史辨运动兴起,易学界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多视"经"为卜筮记录,"传"为哲理新创,"经"与"传"必须分别而观,不可以以"经"释"传",亦不可以以"传"解"经"。本文列举九个论点,论证《易记》为政治典册,蕴含义理;《易传》义理之精义即多承继自"经"。《周易》"经""传"关系,一如父母子女之关系。父母之基因为子女所承继,"经"之基因亦为"传"所传承。"经"与"传"固有区别,就像父母子女各具独立人格。我们当然不应混"经""传"为一,但亦不宜认"经""传"为绝无关系之两种文献。

《周易》“屯”卦音义辨正--敬答成中英教授

2008年拙文"Interpretations of YANG(阳)intheYijing"刊登于美国学术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时,成中英教授(该刊主编)坚持将拙文"屯"卦的注音由我原来书写的"zhun",更改为"tun",并在拙文中加注宣称"屯"的本义应为"屯聚",指本人提出读音"zhun"与意义"困难"是错误的。本文根据《经典释文》所载录"屯"的两种音义纪录,说明"屯"的上古声类虽只有舌头音"t",但中古以降则已派生出舌上音"zh"(后世读为齿音)以专门表达"困难"的意义。再从"屯"卦六爻的含义、《彖传》的辞例、汉宋明清历代的《易》注考察,在在证明"困难"才是"屯"的本义。"屯"卦读音为"zhun",意义为"困难",是毫无争议余地的事实;将"屯"卦读为"tun",释为"屯聚"是错误的。

戴东原“群”“欲”观念的思想史回溯

本文从戴东原"群""欲"概念上溯先秦儒家礼义起源于饮食男女。饮食之道可以引喻个人与众人生命的安稳与否,男女婚配则可匹配天地五行之义,故所谓饮食男女,实又不仅仅止于饱食与性欲。儒家以血缘为基础,以两性生命之结合为开端,开展各种社群关系的价值,究其实则俱不离形体生命的繁衍;而价值观念的形成,也都不离血气心知合一的身体。自"欲"至"群",人类社会始简终大、始寡终众,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由此而生。戴东原群、欲之论,与先秦儒典旧义有承继发展之关系。先秦儒者重视饮食男女之身体活动的道德价值提升与开展,东原则特别勾勒出一个分殊与一体并存的世界,注入儒典尤其是《孟子》之中,提揭其中的社群意识。东原的案例提醒了我们:对于先秦儒家经典的义理,在宋明理学典范性的解释以外,还有另一条康庄大道可以依循。

试论子思遗说

子思将西周政治理论的"天命论"转释为人性根源,并标举"中和说"以将"情感"与"德目"相联系,儒家学说遂能推极于自然而归本于人事。"五行论"则以《礼记·表记》为坐标,知子思以水火土比附于父母,但尚未有严格之"五行即五常"的思想。"仁义内外之说"可藉《中庸》以窥子思"成、诚"尽性的学说,确立人性美善并得自然扩充、内外一贯、本末终始的体系,铺陈出严密的、动态的、内外相拓复相制约的人性论,为孟子性善之说,奠立了重要基础。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影响深远。近世学术界治古文字学及古文献学的学者,藉此方法获得不少新结论。然而,研究简帛佚籍之中的思想史问题时,因涉及抽象观念的分析、思想体系的比较,以及思想流派的发展等三方面的问题,并非简单标举"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旧材料"一语即可,"二重证据法"能有多少效用就值得怀疑。若先就传世文献及思想史发展之大势考察子思的遗说,再一一检视出土简帛文献的内容,将可以更为慎重、精准地重新勾勒先秦儒家思想谱系。

论清儒经典诠释的拓展与限制

人与宇宙始终为相即相融的关系,在诠释的活动中,主体客体始终无从分离,儒家经典的汉学解释和宋学解释,均不例外。通过分析《易经》"身体→语言→义理"思想架构,发现,其中《易》卦与人的身体对应,并反映客观的外在世界之规律。卦爻辞以身体源出天地阴阳之规律,视语言为发自身体而建构一切政治伦理价值,以字、词为核心,在卦爻辞中作种种的延伸衍释,等于运用语言来作为身体之内在价值与外在世界相遇的媒介。以此一宇宙观为基础,可了解到宋儒对于先秦经典中生命与宇宙一体的奥义,实有瑰丽而深邃的阐扬,但却忽略了语言的重要性;清儒注意到经典语言作为身体及义理实践的桥梁,也了解"语言多义性"的奥义,将宋明儒诠经忽略语言的偏失扭转过来。汉宋典范对儒典的解释,长短互见。儒家经典传统是跨越千百年时代交替的有机生命体,随着不断继起的新诠释,而持续发生转变与发展。

中国古代形上学中数字观念的发展

数字观念的源起很早,《易》占可能是已知最早的源头,自先秦经两汉至宋明,数字观念问题意识有较大转变．先秦思想家以数字观念解释万物的生成,建构其宇宙观．汉代数字观念继续朝向神秘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以卦气观念为核心的思想影响所及,几无处不在．为回应玄学和佛学的冲击,宋明儒者注重以数字观念建构形上学,既运用数字描述形质世界的秩序和意义,又处处强调数字所表述的形上本体的普遍性和超越性．而且,宋儒的数字形上学和汉儒的数字观念有若干传承的关系．

《易传》作者问题检讨(下)

一、当代学者的探析 经过古史辨时期的多方论证，《易经》为卜筮之书，《易传》为哲理之书，两者性质不同，已渐成定说，但孔子与《周易》经传关系的争论，并未就此尘埃落定。

《易传》作者问题检讨(上)

自汉以降,学者多信孔子(551—479B.C.)作《易传》而无异说。北宋欧阳修(1007—1072)始疑《易传》作者非孔子,清人崔述(1740—1816)《考信录》踵事增华,再经康有为(1858-1927)推波助澜,至二十世纪的古史辨运动达到最高峰。学者除疑《易传》作者非孔子,又因认定《易》为卜筮之书,进而怀疑孔子是否确有读《易》、传《易》之事。近五十年来,学界多方探讨孔子与《周易》经传之关系,加以马王堆帛书出土所提供之新材料,学者多重拾传统说法,肯定《易传》与孔子之关系。本文以时代为序,介绍各时代学人较具代表性的看法,并简要评述其主张及研究方法,期有助于厘清此一问题的根源、历史发展及其影响。

钱穆先生治学方法的三点特性

钱穆先生是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界极负盛名的大师之一，其所著《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数十种，俱为享誉中外的学术名著。钱先生治学方法具有扩散性、内聚性和时代性三个显著特点。扩散性是指治学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对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内聚性是指对各类原始文献资料的深入钻研，而时代性则指读书与著书立说时所富有的经世精神。其学术思想归宿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学术生命与中国文化生命融为一体。

清儒文集所见荀子文献管窥——兼论荀子“性”“群”的观念

近百年来学术界多认为清代学者治学以经部为主,史学亦甚衰微,遑论先秦诸子?自梁启超提示晚清诸子学大盛,学者始着眼于晚清,而不悟清初至清中叶学者讨论先秦诸子,亦颇热切。其中《荀子》之讨论,亦颇不少。胪列清儒讨论荀子其人其书的笔记序跋等文章共48条,并讨论清儒论点之得失,兼及荀子"性"、"群"观念,用以略窥擅长训诂声韵之学的清儒,亦难免忽略荀子延续孟、告"生之谓性"的讨论。

论《易经》中的饮食与婚配之道

《周易》卦爻之中,有颇多与饮食、婚配有关的内容。《易经》的作者重视此二种涉及"身体欲望"的行为的正面意义,并能够从人类这两项最基本活动中加以引申推衍,以至于在德性修养、文化建构等方面创立自己独特的议题。《易经》以饮食的情景得失引喻人生顺逆安危的关键,并对国家政权、人群种族的生存发展表现出深切的关怀;《易经》婚配的思想,以乾坤交泰、阴阳二气相感的原理为根基,又考虑到更多人伦的因素,如年龄、喜悦、得正、感通、适时等等,非仅止于身体欲望的满足,而是以文明教化之提升与调和为最终目的。对饮食与婚配二事的理论生发,体现了《易经》生生不息的精神。

名、字与概念范畴

这里作者想要申论五个重点:一则说明义理有时可以先于训诂,有时则训诂宜先于义理,并无确定的途径。二则借章太炎《原名》一文的论述说明"名"的建立与系统化,和人类对天地万物的认知活动密切相关,研究"名"应该从认知的过程与限制思考先秦诸子开展其"名"学的途径。三则借《郭店楚简·大一生水》"名字章"之说,析论"名"与"字"的范畴。四则引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评述"名"、"字"、"概念"、"范畴"的纠葛,认为四者难以区分,亦不宜勉强区分,因为汉字具形音义统一的特性,"义"常与形音相纠缠。当前要务是建立一个简便精准的名称,以统摄诸名。五则举"中庸"、"独"、"集义、集虚"、"性善"等四个例子,说明研究范畴,不可囿于学派派别,而忽视了不同学派对于同一范畴或故意展现不同诠释的可能。

论先秦思想史中的语言方法——义理与训诂一体性新议

"语言"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止是载体形塑了先秦思想史。传统义理、训诂之争已属不必要,因为语言既然是思想展开的方法与艺术,那么义理和训诂就是一体相融而非对立相斥。近代学科整合为"语言作为方法"塑造了成熟的环境,汉字的多义性则表明语言的变异常常透显出意义的多层次性。镶嵌了蕴含浓厚政教训诲词藻的神圣经典,为中国思想的语言方法启导了源头。孔子确立名教更奠定了语言的礼教伦理作用。战国诸子如墨、道之批判儒家,针对的正是名教、名学方法的逻辑与理论,名家更以激烈的立场解构名教。荀子遂提出新名学,全面回应各种反名教的"名"论,为这段绵延数百年的"语言陈述"论辩暂时划上了句号。

论二十世纪初《周易》“经传分离”说的形成

传统中国《周易》研究者本于经典的神圣性,或径以《易传》解卦爻辞,或径以卦爻辞释《易传》,俨然将经与传视为一体。期间虽曾有学者质疑,终因违背儒教的神圣性而归于沉寂。至二十世纪初疑古风潮骤兴,主流思潮为之一变。研究者一意将《周易》经、传的关系切断,倡“以经观经,以传观传”,经传不可互释,是为“经传分离”说,成为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周易》研究的金科玉律,绝大部分治《易》者一体凛遵。基于“典范转移”的理念,并借用顾颉刚“古史层累”之说,二十世纪初《周易》“经传分离”说的形成可以被重新解构。“经传分离”说实亦“层累”而成,此学说的集体心理因素一旦随时空转移而消失,研究者自可以对此一典范性原则作客观的反思检讨。

《易》象新議

本文考論《左傳》所記韓宣子聘魯所見之'易象',應指禮制中的陰陽之義,非如杜預所指'上下經之象辭'。這種禮制中的陰陽之義,其實普遍存在周代禮制中,溯其源則可上溯殷周之際,殷代尚陰,周代尚陽。今《周禮》、《禮記》諸篇所見'禮'中陰陽之義,即其遺迹。《歸藏》、《坤乾》爲殷商王朝典册,《周易》則昭示周民族尚陽主變的立國精神。自東周以降,王者之迹熄,《易》象的施用,雖仍本於前代,用於政治,但終於因禮教大義衰微,竟流而爲筮人問卦以附會人事的工具。《左傳》記筮例凡十九則,筮人多用'象'解説,《易》象學説一時看似鼎盛,從歷史角度考察則爲衰微。後人用《左傳》筮例,反證《周易》爲占筮之書,並不合宜。

清初杜诗研究二题——钱谦益《解闷》诗笺与仇兆鳌“四句分截”说

清代学者研究杜诗成就卓著,其中钱谦益(1582—1664)《杜诗钱笺》及仇兆鳌(1638—1717)《杜诗详注》虽体例不同,后人评价迥异,但均属名著,胜义纷陈,有后人不可及之成就。杜甫《解闷》诗十二绝句,允为优美小品,而钱谦益特揭示其与张九龄《荔枝赋》的关系,其中隐含作者不遇之忧愤,以及孤芳自赏之慨,由此并勾勒出诗人创作新诗,往往融贯旧义,櫽括典故,加以转化,阐发思致,为不可及。又仇兆鳌释杜甫诗作结构,往往喜用"四句分截"以为说,但何谓四句分截,有各种不同的范例,实涉及律诗创作的技巧,个中亦饶富趣味,有引人入胜之处。本文特揭示上述两点,用窥清初儒者对杜诗发明的一鳞半爪。

隱士逸民與出處進退——清儒論“隱”

本文試論中國傳統隱士逸民,動機並非純粹的出世,而多牽纏於功名節操等世俗價值的考慮,終而産生矛盾掙扎的心情。隱逸始終擺脱不了士大夫靈魂中經世致用的宿命,故未出仕時因盼望帝王賞識而患得患失,改朝换代時則身不由己,藉隱退以保存名節。出處進退,多糾纏於世俗的政治取態與表態,造成了避世的不徹底、不純粹。他們退隱心情的主旋律,既非對山林自然的嚮往,亦非對生命價值的解放,而是出於世俗牽絆,帶有政治理想、動機、價值的曲折投射。有清一代儒者面對滿洲部族政治壓抑,提出貞隱、學隱、尊隱三種觀念,從不同角度作新詮解,部分印證了隱逸的世俗羈絆,同時亦有發前人所未發的意義新境。

試從詮釋觀點論易陰陽乾坤字義

本文試從中國經典傳統以文字語言爲核心的詮釋觀點,考訂“易”、“陰”、“陽”、“乾”、“坤”五字,認爲“易”爲日照之象,與“昜”字字義相同。《周易》之用“易”爲書名,當與該字字義有關,後世演繹而産生“日月合文”、“交易變易”等新義。“陰陽”字本作“侌昜”,其義分别爲“雲覆日”與“雲開見日”,《詩》、《書》之“陰陽”多用指地理方位,《易》家則取二字用以指乾坤氣化之德,其影響及於戰國諸子。“倝”爲“乾”的聲符兼義符,“坤”从“立”从“申”而爲閃電之形體。出土《易》卦及數字卦陰爻作“”、“”,可能是“巛”、“川”、“水”字字形的重要來源,傳統學者指“坤”字古作“巛”,恐非誤説。綜合而言,上述五個字均與日光照射有關,均奠基於《易經》的自然宇宙論。

戴東原與乾嘉經典詮釋的思想史背景

作者多年來研究乾嘉學術思想,心得結集為《戴東原與乾嘉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一書。本文回顧自身研究歷程,對清代經學思潮的精髓--“社群意識”與“多元價值”--多所闡發;對清儒“由訓詁而通義理”的治經方法進行分析;對戴東原學術思想中關鍵的性善、理欲與公私之論及其當代意義作了細緻分疏。作者認爲清儒的經學研究不是單純的考據,而是與社會、人生有着深刻互動的文化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