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性问题:解释和诠释之分野与统一

在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共有背景即广义自然主义框架下,我们可以尝试对规范性问题及其基础性地位给出一种宽泛而统一的说明。具体切入的角度是方法论层面的两大表征手段(即解释和诠释)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在它们与其他概念对子(诸如实证归纳vs先验原则、因果vs理由、个项vs类型、描述vs规范、世界祛魅vs复魅)的关联中得到揭示。解释指向某种单向的认知关系,而诠释则牵涉到双向的构成。当我们理解或解释自然现象时必然会牵涉到一种规范性,而诠释者与诠释对象之间的某种互依或互动的影响,实际上离不开诠释者本人作为知觉者的第一人称视角。

规范性问题:解释和诠释之分野与统一

一、解释的规范性框架:科学与自然主义“解释”就其最一般语义而言,乃是一种关乎询问理由和给出理由的、最基本的人类话语行动。这一广义的“解释”并不限于(从而也不源于)理论性话语或语境,而往往是日常语言游戏或一切非琐碎生活形式的组成要素。不过,本文所谈的解释却仅限于一种基本的理论性解释。

规范性的三元结构

规范性已成为当代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与一系列其它重要概念如理由、语义、意向、自由、因果等的关系,它对一系列相关理论难题的解释效力,的确都关联到它的深层结构问题。本文力图证明存在着三种基本的规范性形态,并显示三者在什么意义上既相对独立又动态依存,从而具有结构及功能上的互补统一性。作为一种广义的规范性判准之基础的外在理由,及其与所谓内隐规范的关系,也会在一种关于进化史的历时整体论视野下获得解说。

知觉内容、规范及其本体论解释

从一种广义的自然主义框架出发，关于内容的基本哲学问题是：在一个本无内容的自然界中内容是如何可能的？具言之，内容源于何处，其地位之特殊性何在，内容与非内容的自然存在之间有何关系？本文通过对柏济新著《客观性之起源》中的相关观点，及其与当代不同种类的诠释主义立场之间的潜在争论的述评，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某种合理解答。这一解答涉及一种受自然进化约束的、与可诠释性条件相伴随的规范性。这是一种与自然主义相容的非还原主义立场。

沼泽人疑难与历时整体论

如果历史对于心灵是必要的话,那么前者以何种方式对后者构成约束而使之具备诸如意向性、内容之类的规范性地位?本文通过对沼泽人思想实验的分析,对这些问题给出一种历时整体论的独特解答,即瞬间形成的沼泽人仍具有规范意义上的心灵。历时整体论既反对包括目的论语义学在内的狭义历史主义立场,但又不轻视自然主义进化论的解释作用。本文引入了回顾必然性这一特殊模态概念,并说明在何种意义上它可成为历时整体论的核心观念。

四、对规范性的戴维森式理解与跨文化理解的局限

一般人都很熟悉集体或社会层面的规范,例如法律条文、道德原则、宗教戒律、文化中的约定俗成.另一方面,很多人或许从未意识到我们生活实践中存在很多重要而基本的理性规范,比如日常推理中使用的逻辑规则,在理解别人的言语或行为时常人所遵循的原理,以及每当我们自己形成判断时所依赖的规范性前提.

阐释的悖论、隐含的规范性和人性:从比较哲学的视角重审意志薄弱问题

本文从一个比较哲学的新视角出发,结合对戴维森广受忽视的非理性悖论的关注,批判性地介入了古老而又备受争议的意志薄弱问题的大量现存工作。它旨在揭示批判性阐释观的描述性方面和规范性方面的相互作用,以及揭示当成真和做成真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的揭示有助于解释柏拉图原则和孟子的某些范例原则的描述性外衣之非偶然性。同样地,它也阐明了动态规范性的一种确定的隐含类型的某种整体图像,比如,它明显可运用于孟子、荀子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但当代比较哲学仍较少地关注和阐述过这一图像。

路径、必然性与第一人称的本体论建构

本文从作者近年提出的一种新模态观念(“回顾式必然性”)出发,通过引入一个对“路径”或“路径依赖序列”的逻辑形式上更严格的定义,试图勾画出关于第一人称视角的本体论建构脉络以及此脉络如何有助于回应一种有关上述新模态的怀疑论观点;同时也带出此脉络如何牵涉一种对因果关系本质的重新理解.

非理性、规范性与实践悖论

本文以戴维森提出的一个非理性悖论为枢机,尝试挖掘其后蕴藏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因果阐释与理性批判之间的复杂纠缠关系及其可能的根由。同时,通过必要的概念梳理和分析,力图从一个角度来揭示戴维森的几个重要观点之间的潜在关联——而这些观点是常常令一般读者颇觉费解的。由此亦带出笔者本人关于自然约束下的规范性原则的一些初步思考。

消极自由与理性的局限

本文通过分析格雷以“历史主义者伯林”的名义所捍卫的抗竞式自由主义的理据,来质疑其将人类历史中许多非自由的生活方式与自由秩序在价值上等量齐观的立场,并由此揭示隐藏在伯林著名的“消极自由”概念背后的,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渊源深厚的知识论(怀疑论)观念,及其在当代政治经济哲学(比如哈耶克思想)中的体现。质言之,本文试图从个体理智的有限性和独特性出发,加上相应的关于开放环境中维系封闭或威权式政体的稳定性的考虑,而达至如下结论:某种最低限度的自由政体对于任何形态的可长期持续的人类生活的繁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