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推进策略——基于价值-制度的分析

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复调叙事之一,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构成破解乡村解纷机制碎片化的可能方案。立足转型期乡村社会境遇,从共同体理论切入,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可视为乡村多元解纷行动者以共同认可的制度规范为保障,创设乡村纠纷调解方案,推动乡村纠纷治理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有机集合体。从逻辑上看,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内嵌着价值意蕴与制度体系相互耦合的作用关系。价值意蕴是核心,侧重阐发从共同体成员个体、组织、社会的多元价值追求,并最终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目标愿景。制度体系是保障,重在厘清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中差异化解纷行动者的身份边界及其治理结构。价值意蕴对制度体系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导向引领功能,制度体系则是价值意蕴的外显形态和实现凭借,两者及其关联性成为理解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面向。未来持续深入推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价值内化机制与制度行动体系,驱动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迈向新高度。

调解片区:新时代乡村纠纷半正式治理的实践及其逻辑

乡村纠纷调解关乎乡村有效治理,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乡村矛盾纠纷及其治理呈现复杂样态。伴随乡村纠纷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及异化风险,乡村纠纷治理机制的运作不良问题,即基层调解在人员、沟通、协同等方面的能力弱化日渐显露。乡村调解需要在行政区域内嵌入片区式半正式治理单元,以应对转型期乡村纠纷治理事实性与结构性困局。半正式治理单元通过对乡土性知识与法治性资源的糅合,创建了党领共治良善格局,从而回应了转型期乡村解纷难题,促进乡村有效治理。因此,未来要重视调解片区之于乡村纠纷治理的重要性,通过注重地方性资源的优势、加强党建引领、优化调解片区、提高主体素质、尊重乡土文化等,强化调解片区的平台效能,更好地推动乡村纠纷有效治理。

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半开放性及其纠纷治理

在中国语境下,乡村纠纷治理与社会结构彼此关联。经历现代性涤荡,乡土中国悄然进入了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半开放性社会,乡村社会纠纷及其治理亦随之发生内在规定性的嬗变。因半开放社会的双重裹挟,乡村纠纷呈现主体扩大化、类型多样化、后果极端化为特征的复杂图景。为化解半开放乡村纠纷,闽地陈村通过识别纠纷属性、动员解纷主体、善用解纷策略等方式,创设了一套以人民调解组织为主导、其他解纷资源分级联动的纠纷治理机制,既克服纠纷管理的单向度,又达至纠纷善治预期。这一现实经验也说明,立足全过程治理逻辑,化解半开放乡村社会纠纷,既要建构一体化乡村纠纷治理体系,实现从纠纷管理到纠纷治理的理念转变,又要推动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性资源的和解以赋能人民调解组织,进而提升转型期乡村纠纷治理成效。

从村级自治到多元共治:乡村纠纷调解的逻辑转向及其优化——基于“结构—行动”视角的分析

乡村纠纷调解是一种基于结构与行动的交织过程,表征为乡村社会结构下解纷行动者的策略选择逻辑。乡村纠纷调解遵循村庄内生力量主导下的自治进路这一传统逻辑,形成了与乡土社会小农经济生计模式、家族宗法制度、儒家思想和合观相适应的解纷机制。随着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村级自治型调解的动力、能力和效能渐趋弱化,乡村纠纷调解需要实现从村级自治型向多元共治型的逻辑转换。多元共治型调解模式通过村级调解组织的能动性治理,创设居于乡镇与村组之间的片区调解单元,促使差异化调解行动者的资源制度化,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发挥多元共治型调解的治理优势,需要立足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现实,坚持基层党组织对纠纷调解的领导地位,优化片区调解单元,厘定调解行动者权责结构,激活传统与现代调解资源,以适应乡土社会的发展变化。

新时代社区教育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超越

在城市空间中,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是解决社区教育发展难题与优化社区治理机制的有效方案。历史地看,转型期社会时空压缩的复杂境遇呼唤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有机融合,同时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在追求社区居民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上的共通性,亦为二者的互融互进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在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迈向交集的现实中,由于社会结构性因素掣肘,诱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陷入了定位不清、场域分离、机制模糊裹挟下的困境,致使社区教育优势难以涵化为社区治理效能。基于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事实,需要从厘清目标结构、识别内生动力、优化机制体制方面进行建设,进而推进社区教育深度融入社区治理。

间断均衡理论视角下民间信仰政策的变迁

民间信仰政策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构成推进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基于间断均衡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文本分析法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间信仰政策进行梳理与探讨。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信仰政策经历了“依附性”均衡期(1949-1957年)、“政治化”断裂期(1957—1977年)、“合理化”断裂期(1978—2000年)、“合法化”均衡期(2001年至今)四个阶段的演进过程。进一步研究表明,焦点事件的触发、社会舆论的渲染、政策话语联盟的助推、政策决策系统的注意力分配之间的互动关系,建构民间信仰政策间断均衡变迁的内在机理,体现了我国民间信仰政策实践的本土化特色。研究不仅检验间断均衡理论在我国民间信仰政策过程中的适切性,而且还从政策过程视角为新时代健全民间信仰政策体系提供有益支持。

新时代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及其表达

民间信仰文化的成长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新时代语境凸显了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历史地看,民间信仰文化性是学理反思的产物,并以民众生活实践为基础,以客观结构与意义结构为内容,以主体性的文化自觉为旨归,体现为一种异于宗教性或民俗性的社会文化特质。民间信仰文化性经由作为日常生活方式、作为公共治理叙事等具象表达形式,促使其内嵌的文化规训、文化治理、文化象征功能得以张扬,构筑了一条将个体、社会、族群等多元主体囊括其中的文化意义网络。因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战略目标中,要积极推动民间信仰文化的治理转向,彰显其应有的文化社会功能。

城镇化中民间信仰文化的空间重建:治理智慧与价值反思

城镇化进程中,民间信仰文化空间重建是一项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公共治理事务,既考验基层社会治理智慧,又能激发民俗性文化价值再生产。城镇化之于民间信仰文化空间的紧张感,表征为城市“用地纠葛”及其衍生的社会性、政治性、文化性等不和谐现象,危及基层社会治理秩序与稳定格局。漳州市地方实践以“集中安置”“立体共处”等民间信仰宫庙迁建安置模式,妥善化解了民俗性文化场所与城镇化建设之间的空间张力。这一基层治理智慧,不仅积极回应了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推动了民间信仰文化空间的价值再造与彰显,让城市得以“留住乡愁”,更好地服务城镇化进程。

“庙由社生”:社会变迁中民间信仰的演化迭代——评《码头经济与众神居所:漳州浦头港社会变迁研究》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践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需要在坚持党的坚强领导下,根植我国国情,立足文化传统,推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方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闽南民间信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推动闽南民间信仰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新中国75年的城市治理制度:变迁、逻辑与展望

从制度变迁角度看,新中国75年来的城市治理制度变革受制于国家意志、资本推动和公民选择等因素,呈现初创、发展和优化三个阶段性特征,并沿着渐进演变的路线趋向善治。内在地看,新中国75年来城市治理制度的创设逻辑存在政治性主导、经济性诱导、技术性误导等路径依赖。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治理制度的优化升级,但也构成了倒逼城市治理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作为城市治理制度发展的趋势之一,人文城市强调城市治理中政治参与、经济追求、社会治理等面向的公民权利在场,并以城市治理的人民性回归为行动指向。人文城市治理制度的创设,需要回溯以往城市治理的制度遗产,反思现阶段城市治理的制度困惑,着眼未来城市治理人民权利的制度修复,从而找回城市治理制度的人民性。

闽台民间信仰祖庭文化对台软实力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台民间信仰同根同源、密不可分。闽台民间信仰祖庭文化一脉相承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反映出闽台民间信仰祖庭文化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纽带。以闽台民间信仰祖庭文化为着力点,分析造成闽台民间信仰祖庭文化对台软实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的问题,提出通过创新工作机制、强化政策保障、深挖祖地资源、创新交流机制等实践探索,全面提升闽台民间信仰祖庭文化对台软实力,积极开创新局面,助力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以期构建两岸共享的精神家园。

人民美好生活安全需要的政府风险治理逻辑

安全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之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安全需要与政府风险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人民美好生活安全需要建基于政府对社会风险的有效治理,涵盖了理论性、结构性与现实性三重维度。古典政治学揭示了安全需要是国家创设的基本条件,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从主体、内容、条件三个方面形成了人民美好生活安全需要的内涵;社会风险的多元化、结构化、连锁性以及政府风险应急机制的不健全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安全需要面对的客观现实。立足风险社会,政府应从整体性安全思维、多中心治理机制、经济稳定增长、技术更新嵌入等全方位、多层面入手,提升风险治理能力,进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安全需要。

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变迁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集体林权制度变迁是众多利益主体合力的结果。以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福建集体林权改革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从而构建地方政府在集体林权改革中的行为角色、行为目标、行为环境、行为工具、行为成效,进而深刻分析地方政府行为。

从信仰意义到治理资源:闽南民间信仰创造性转化的路径与逻辑

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闽南民间信仰一直在探寻现代化转型的有效方案,而通过信仰意义到治理资源的文化功能的创造性转化,不失为一种可行选择。闽南民间信仰凭借3种方式涵化为社会治理资源:通过建构信仰品格的道德性,以培育社会治理的公共精神;基于仪式性活动、地方性庙会、道德性教义,累积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本;依托村庙管理委员会、老人协会、民间信仰研究会介入公共治理,助益社会治理的主体成长。闽南民间信仰转换为社会治理资源的过程,不仅是区域性民间信仰文化治理功能的个别呈现,而且内嵌着中国民间信仰现代转型的一般逻辑,即在坚持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机制,创设民间信仰文化保护与开发并重机制,促使民间信仰的文化传承保护与社会治理资源开发相得益彰。

城市政治:研究进路与知识协同

城市化于外在看是一种经济现象,究其质里则是政治在城市的空间投射,隐藏着权力与权利的张力逻辑。如何正确看待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问题与实现城市治理的社会回归,呼吁城市政治学的理论阐释。遵循权力与权利的博弈逻辑,西方城市政治研究经历了精英论与多元论、增长机器论与城市机制论、公共选择论与新区域主义论等流派,成为解构西方城市政治现象的理论工具。在借鉴国外有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城市政治研究开始了本土化创新,当前聚焦于城市空间政治、城市权力与权利、城市政治结构、城市抗争运动等多维论域,初步回应了城市化进程的理论诉求,也提出了中国城市政治学的建构愿景。

论利益表达机制在高校日常管理中的价值

本文界定了高校学生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内涵,分析了当前学生诉求的表现形式,并从学理角度将利益诉求引入高校,提出学生利益表达机制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重要性,以期引起社会各界对高校学生利益诉求的价值的重视。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要义、实践经验与路径选择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独特的理论品质与实践特色。空间融合、组织协同、社区导向、技术嵌入构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义。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地方探索,漳州市城乡网格治理创新模式在践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本要义的同时,结合地方社会治理现实形成了治理空间的城乡融合、治理主体的无缝对接、治理面向的社区在场、治理工具的技术赋能等地方性经验,丰富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个案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健全合作治理机制、着眼技术向善赋能、推动城乡治理融合等路径有助于纵深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生态文明建设——以福建省为研究对象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则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在林权改革实践中必须正视两者的关系。福建省作为林权改革的试点省份,为国家推行林权改革提供经验的同时,也存在着林农主体利益偏好、林业社会化服务不到位、农村林地减少、林木采伐制度不合理、公益林监管不力等问题,给生态文明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对此,在林权改革过程中,应重塑务林观、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林业合作社、完善生态公益林管理机制。

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变迁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及比较分析

福建省作为国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省份,为推进林权改革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剖析福建省集体林权改革各阶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将其概括为地方政府的作用地位、作用主体、制度工具、制度目标、制度环境、制度绩效六个方面,进行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分析,以期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变迁提供理论与现实参考。

论高校系办公室的服务职能

高校系办公室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办事机构,具有参与政务,日常管理,服务咨询等职能,服务职能是系办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界定了办公室的服务职能,分析了系办的价值以及内在要求。